从终极意义上讲，世事皆徒劳，庄子以此来消解人生的惶惑与烦忧，但在自然面前却丧失了人的立场。庄子所谓“归于大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归于自然。荀子批评庄子过于重自然，轻人事，我深以为然。

“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说出来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真理（即相对真理），不能过界。尽管如此，孔子还是要给自己的“道”定一个界限，于传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这也是孔子的精明。那么，绝对真理（老子所谓“常道”）可不可求？老子曰不可说，庄子说“不可言”，牛顿、莱布尼茨等西方圣贤都曾做过艰辛但却徒劳的尝试。

老子深知语言的局限，庄子亦然，庄子试图用语言来超越和突破语言，结果却归于“忘言”“无言”，甚至于“忘知”。但人类文明要发展，语言怎可缺席？没了语言，如何给万物定名和定义？惜乎惠施、公孙龙的名义之学夭折过早，而未能发展起来。我真嫌老庄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得太早，否则中国科学或许会有更大的成就。

人要成其为人，要有所作为，必定会反对大自然的绝对威权，而不甘“与物同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从原始人对自然神灵惊惶的眼神可知，人绝非仅靠食物就可以活下去，人需要赋予自身更多的内容和意义。但世上本无意义，意义注定只是人的一厢情愿，这真是一个永恒而无解的困局。人注定还要在这个困局里继续徒劳下去，无解下去，若非如此，人将不成其为人。

“人非草木，唯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我甚至想，西西弗斯并非一定要证明神的谬误和自己的不屈，即使他知道神的阴谋和自己的徒劳，他照样不会停止搬运巨石。因为，在这场永远徒劳的劳作中，于他而言，甚至神是否存在都已无关紧要。

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作为人生最后一个精当的情节，不可不予以重视。好比一部好剧，最终烂了尾，终觉遗憾。剧本烂了尾，还可以再写，但人死不可以复生，人生若烂尾，就要遗恨万古了。“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提与不提，死的问题就在那里，终究还得解决才行。

马援将军马革裹尸，不死床箦，是要死得其所；日本武士剖腹自杀，是要死得其法。而在各式的死之中，唯有老死最为惨淡，最没尊严。叔本华提倡自杀，是要赢得死的主动权。但叔本华并未说明，自杀也大有区别：市曹闾里偶见悬梁蹈井、服毒吞金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这类死并无多少特别的意义；但也有少数人的死，并非由于逼迫无奈，而是一种必要的自我抉择——为了生的完成和升华。

屈原、嵇康的殉志，陆秀夫、文天祥的殉国，梁山伯、祝英台的殉情，苏格拉底、布鲁诺的殉知，日本明治少女的殉美……他们的死，都超越了死的本身，而富有了形而上的意义。纪德说：“人应当常怀死之恳切。”年轻人虚浮、狂妄，缘于缺乏死的教诲和训导。“凡人的生命都太短，短到他们只能看到意义，看不到宗教，”席德说，“也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感，一种广阔而聚散的诗意。”席德还是高估了一些人：葛朗台死而复活，因为瞅见了金子；严贡生死不瞑目，缘于家里多点了一根蜡烛。对于这类可怜虫，即使长命千岁，也并没有什么用。

中国人冀以儿孙绕膝求得生命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以此来消解对死的恐惧。这的确是一种最现世同时也最没技术难度的手段，后果却是散布了更多对死的恐惧，终究还是无解——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庄子的“一死生”“齐彭殇”，往好处想，是死与殇并不可怕；往坏处想，就是生与寿同样虚妄。

死的哲学更多是一种立场和姿态，而不是目的。嵇康就义时的琴声，培德鲁尼阿斯饮鸩前的宴饮，使得苏格拉底临刑时喋喋不休谈论灵魂不死的行为都显得有些怯懦，有些斤斤计较了。

傍晚，缘湖散步，见芦苇丛中一对凫雁夫妇在翻找什么。我坐下，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它们配合默契，心无旁骛的样子，让我有一种近乎感动的快乐。

我想，它们辗转奔忙的艰辛，与互相摩挲皮毛的温情，和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此时，我甚至嫌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太狭隘，因为，他只针对人而言。佛家的“慈悲为怀”，在情感上并未实现“众生平等”，归结为行为准则，也不过是“不杀生”，虽然怪简洁可爱，但并不能满足我此时的情感需求。唯有福楼拜在《旅行的艺术》中一句话最得我心。他说：“我是一切有生之类的兄弟，是人的兄弟，同样也是长颈鹿和鳄鱼的兄弟。”直到现在，我才隐约感知到他这句话背后所蕴涵的情操力量。

以前听人说福楼拜生前孤独寂寞，深以为然，现在却有些怀疑了。因为，一个视众生为兄弟的人，怎么会感到孤独，会感到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