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光绪年间，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先后出土两尊大鼎，此后双鼎颠沛流离，经抗战、新中国，分别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2004年，双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日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双鼎再次聚首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加上此次展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子龙鼎，三尊大型圆鼎在同一展览中联袂亮相，而且以裸展形式与观众“零距离对话”，殊为难得。

子龙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食器到礼器，集王权与神权

“钟鸣鼎食”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集中表达，体现了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与礼仪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鼎在商周时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并一直延续到两汉乃至魏晋，成为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之一。

鼎最初只是一种烹煮和盛装肉食的饮食器具，在祭祀、宴乐、朝聘、会盟、婚丧等礼仪场合广泛使用，逐渐被赋予特殊的礼仪、文化、等级、信仰属性。先秦时期，不同身份、级别的贵族，使用鼎的规格各有不同，这在其体量、形制、器物组合关系方面多有体现。尤其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相对严格的用鼎制度，成为周代礼仪制度的重要表征。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规范化的用鼎制度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

大盂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流徙多方，见证时代与文明

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圆鼎中的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子龙鼎是体量最大者；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负盛名。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上海博物馆推出“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就是以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时期大型青铜圆鼎为切入点，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展示青铜鼎的丰富文化内涵。

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圆鼎的经典之作，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这些重器的价值并不局限在器物本身，其出土、收藏、流传的经历，参与其身世历程的鉴藏家、守护者，赋予了它们额外的时代见证物的属性，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大盂鼎、大克鼎出土后由清代工部尚书潘祖荫收藏，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潘氏后人为保护大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将双鼎等文物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鼎内铭文290字，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子龙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

多维展示青铜礼仪文明

除了三大圆鼎，本次展览还汇集了近40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结合陶范、全形拓，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仪文明的源远流长。

在“鼎见万象”单元，重点展示了南宫柳鼎、禹鼎、爯鼎、任鼎、柞伯鼎等出土文物，反映了商周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比如其中有一套鼎、簋组合，包括7件窃曲纹铜鼎、6件窃曲纹铜簋，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从墓中出土的铜戈铭文可知墓主人很可能是虢国太子。出土的这套鼎、簋组合，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是整齐的一套大牢七鼎配六簋。按此推算，此时虢国国君使用的就应该是九鼎八簋，可以说是僭越西周用鼎制度、礼崩乐坏的一个鲜活例证。

“吉金遗墨”单元分别展示了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的几种全形拓，它们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了解这三件青铜重器收藏、流传的历史，研究其铭文内容，赏读其文字艺术，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拓片是传统金石学对青铜器和碑刻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其朴拙典雅的古风广为世人推崇，历代金石学者和文人雅士竞相收藏鉴赏，蔚然成风。因此，拓片不仅仅是文物的附属品，本身也是珍贵的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见证了“海内三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展览现场还展出了大盂鼎不同时期的两个拓本，分别被称为“二白本”和“三白本”。大盂鼎入藏潘府之前，多藏于关中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拓本被称为“关中拓本”，数量稀少。入藏京师潘府后的拓本被称为“京师拓本”。拓本中有“臣十又三白”一语，早期拓本因鼎上“三”字锈蚀未除，关中旧拓做“二白”。虽是一字之差，却可看出文物流转、研究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