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夏天，48岁的作曲家马勒被诊断出心脏瓣膜缺损，郁结沮丧。

那时，他已经完成了八部交响曲的创作。在动笔写下一部交响曲时，他想用组曲的方式来避开一个古典音乐界的“魔咒”——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从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到德沃夏克，都是在写完《第九交响曲》后去世的。他翻到诗人汉斯·贝特格编译的德语中国诗歌集《中国之笛》，觉得李白、孟浩然和王维等人的诗句所描绘的意境，相当契合自己当时的心境，于是从中选了7首来创作组曲，也就是最为著名的《大地之歌》。1911年，马勒去世。在他离世后半年，《大地之地》才首演。

整整一百年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中国音协主席叶小纲创作出同名作品《大地之歌》。东方与西方的作曲家，以同样的中国唐诗为基础，在东方神秘主义文化和欧洲晚期浪漫主义之间，延伸出不同的东西方音乐语言，用叶小纲的话来说，“像是寻找到了一个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通道’。”

10月14日，DG德意志留声机公司采用杜比全景声录制的唱片《大地之歌》沉浸式音频专辑，第一次在北京杜比影院放映。

指挥家余隆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将两部《大地之歌》呈现在一场音乐会中，坐在影院看音乐会，对他来说是新鲜而特殊的体验，“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工具，声音像是四面八方扑过来，色彩斑斓，很有画面感。可以捕捉到我作为创作者的创意愿景。科技能给我们插上翅膀，让艺术飞起来，达到一个全新水平。”

马勒在中国

“马勒在中国很受欢迎，我大概7、8岁的时候，就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大地之歌》《少年魔角》和其他声乐套曲。”叶小纲回忆，在他的童年时代，家里几乎每天都萦绕着老式唱机里传出的古典音乐。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声名显赫的78级“四大才子”之一，与同班同学谭盾、郭文景、苏聪等人在国际上开创出前卫的“中国乐派”。当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担任教授，依然发现，马勒是学生们最喜欢钻研的作曲家之一。

“中国有近70个交响乐团，至少半数经常演奏马勒。”余隆说，马勒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与贝多芬等作曲家不相上下。

2004年，余隆以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的身份向叶小纲委约创作《大地之歌》，这部作品完成之后在欧美巡演，反响热烈，被视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

最早听到这部作品时，马勒基金会创始人、马勒外孙女玛丽娜·马勒很喜欢，“我毫不怀疑，我的外祖父也会喜欢这部新作，他会欣赏这个创意。”

她认为叶小纲的创作是优美、豪爽而有力的，与她的外祖父不同。马勒喜欢中国古诗，她的母亲也在中国古诗的陪伴下成长。外祖父去世时，母亲仅6岁，但在玛丽娜·马勒的记忆里，母亲一生都喜爱中国，喜欢中国哲学家老子和中国诗歌。

她很感激余隆，能在十多年前就有意识地让东西方音乐以这种形式再次相遇，“在当今的背景下，《大地之歌》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美好家园遭到了严重破坏，这部作品可以警示全世界。如果外祖父健在，他肯定会为这张唱片发声。他不在，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完成这件事。

西方的悲凉，东方的昂扬

创作一部与马勒同名的作品，对叶小纲来说，是极大挑战。既不能陷入马勒原有的方式，也不能缺乏新意。

听过叶小纲版的《大地之歌》，会对其中京剧锣镲和古人吟诗式的长调记忆深刻，那是中国音乐独特的精髓。跟马勒的旋律性相比，叶小纲的音乐就像是一幅中国古代山水画，利用嗓音和乐器的长短变化，来呈现不同的情绪。

相隔百年的两位作曲家，面对《大地之歌》的心态截然不同。

在影院里听马勒，叶小纲从纤细入微的音效中几乎感受到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在《大地之歌》的第六乐章里，你可以听到马勒内心的纠结、挣扎、变幻莫测，那种对前途的怅然之感。”他认为，马勒的《大地之歌》，从第一乐章在悲愁的大地上痛饮，到最后一个乐章向大地告别，都是宿命而悲凉的气息，充满幻灭感。

但叶小纲想要表达的，却是一个中年人对世界仍然充满雄心壮志的情怀。他写的第五乐章中，拖长的唱腔与戛然而止的大鼓，写出李白《春日醉起言志》的酣畅洒脱。

余隆记得，几年前他指挥慕尼黑爱乐乐团演奏叶小纲的《大地之歌》时，德国观众在台下全神贯注，他们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尽管诗词内容没有变化，音乐却与他们熟悉的马勒完全不同。

音乐是奇妙的语言，最直接地呈现出另一种文化。余隆将两个版本的《大地之歌》比喻为双联画，马勒那一半是欧洲人看待生死与爱情的观念，而叶小纲这一半，则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浸润和影响，“比较这两部作品，既展现差异，又提醒我们，作为地球公民，应该尝试去理解彼此，通过文化和音乐这类有趣的方式，互相增进理解。”

乐评人唐若甫则以“同宗同源、异曲同工”来描述他聆听两部作品的感受，“它们就像是一幅画的上下两半，一半行在大地，是灵；一半行在长空，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