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10月20日报道，国庆假期刚一结束，知名刑辩律师徐昕就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了自己将担任“弑母案”被告人吴谢宇二审辩护律师的手续。徐昕认为，选择为吴谢宇辩护，无关生死善恶。“死有余辜”者，更应感受到“程序正义”。

曾与同行进行多次讨论

徐昕律师虽然个子不高，但给人的感觉充满能量，他讲话的语速极快，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辞犀利。对于为吴谢宇辩护这件事情，徐昕考虑了良久，其间还与同行讨论过。

同行们建议他不要“蹚这个浑水”，原因是吴谢宇“弑母案”有悖人伦，舆论对其评价已经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徐昕为吴谢宇辩护，肯定会挨骂。

前些年，徐昕频繁出现在媒体视野，他参与了很多知名案例，如2017年的“天津摆射击摊老太持枪案”，徐昕和斯伟江律师一起，为“天津老太”赵春华辩护。最终，一审被判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获刑三年六个月的赵春华，二审改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天津老太”被当庭释放。

2018年，徐昕又为深圳“鹦鹉案”辩护。将自己人工繁育的鹦鹉卖给朋友的王鹏，一审时被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徐昕的辩护下，法院二审改判王鹏有期徒刑两年。随后，已经被羁押近两年的王鹏回家与妻儿团聚。

在这两起案件中，徐昕都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

吴谢宇主动联系徐昕

徐昕将近些年来办理的诸多大案整理出来，书写了《无罪辩护》、《诗性正义》、《为企业家辩护》等书籍。而《无罪辩护》这本书，将他与“恶魔”吴谢宇联系了起来。

徐昕介绍，吴谢宇在关押时，从同监室狱友手里拿到了这本《无罪辩护》，于是写信请求徐昕为他辩护。在信中，吴谢宇还结合书中的案件谈了自己的体会，并表达了想活下来用余生忏悔的愿望。

徐昕接到吴谢宇案后，正如他担心的那样，质疑声开始显现出来。毕竟，吴谢宇不仅仅是个“坏人”，而且其行为有悖人伦常理，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这样的人“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对此，徐昕也有心理准备，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有很多网友想揭开弑母悲剧的成因，同时希望吴谢宇在为这起悲剧承担最终的责任前，其程序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徐昕决定为吴谢宇辩护的主因。他个人认为，吴谢宇案有一定的意义。吴谢宇案不仅涉及生死，也有助于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会问题。

徐昕向北青报记者表示，吴谢宇本人撰写了一些自述材料，以及给律师和相关人员的信函，后续他会按照其本人意愿和案件进展适时公开。他认为，这些反思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不限于案件当事人及辩护律师。

徐昕认为吴谢宇案除了控辩审三方一道来促进公众反思悲剧原因外，还应该注意到，无论舆论认为有多大罪恶的人，都有权获得律师的辩护，获得公正的审判。“我希望通过为吴谢宇辩护再次向社会重申这一人权保障的法治基本理念。”

在回答为何为“坏人”辩护的问题时，徐昕提到了“程序正义”的说法。他说，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只有做到为“坏人”辩护，才能更好地为“好人”伸冤，法律工作者不应该区分“好人”和“坏人”。终审判决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即使吴谢宇没有精神病，即使他真的罪大恶极，也有获得律师辩护、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必要。”

同行声音

重大疑难案件的研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对于“程序正义”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知名刑辩律师吴丹红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到过。

吴丹红曾是“杀人女魔头”劳荣枝案的辩护律师，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劳荣枝落网后，劳荣枝的二哥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够为妹妹辩护。他也像徐昕一样，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决定接受。

吴丹红解释道，从个人来说，自己作为刑辩律师对于这种重大案件有关注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普通民众的猎奇心理，而是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案件背后的真相。因为自己还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研究中心的主任职务，劳荣枝案是一个很好的重大疑难案件的研究课题，同时这个案件对于法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社会意义。

不过，签署委托协议之后的吴丹红至今没有见到劳荣枝本人，其前往江西会见劳荣枝时，起初没有得到答复，一天后又被告知，劳荣枝已经接受了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