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严峻嵘

有人说，当下的电影院线或许是娱乐片和商业片的天下。截至1月15日中午11点，《反贪风暴5》票房5.24亿（豆瓣5.0分），《误杀2》票房9.97亿（豆瓣5.9分），而作为文艺片的《一江春水》，上映9天票房仅109万（豆瓣7.1分）。

“刚刚来的路上，我和制片人说，现在不用去看这个票房。我曾经一度觉得，自己不是属于这个圈子的。”导演高启盛坦然地对记者说。

就在接受记者专访的一个多小时之前，高启盛与主演李妍锡、祝康笠出现在《一江春水》上海见面会，他现场的三次哽咽落泪，以及难以控制自己情绪只能背过身去擦泪，让观众为之感动。见面会之后，高启盛敞开心扉，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故事，以及选择电影作为自己人生梦想的一路艰辛。

从二十多年前义无反顾地辞职去北京学习电影专业，到毕业之后的徘徊与迷离，为生活和工作所困，以及拍摄第一部电影的诸多不如意，每一段人生经历似乎都是电影中镜头的映射，他就是电影中的那个人生不如意的女主角。为了《一江春水》，他挣扎了二十六年。

去北京学电影，不然“死不瞑目”

新闻晨报：《一江春水》在上海地区的票房占比很高，你说自己其实和上海有缘？

高启盛：我父母在大学毕业之后来上海工作，我大姐就是1960年代在上海出生的，之后父母随单位内迁到四川。当时父母厂里有很多上海人。所以我对电影《爱情神话》里用到的上海方言，包括刚才你聊到的沪语电影《股疯》，所有这些上海元素对我来说完全不陌生。

新闻晨报：你是在北京完成了自己的电影启蒙教育，当时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北京学习电影专业呢？

高启盛：应该是1996年春天。有一天我翘班了，跑到街上去闲逛，看到报亭售卖的一本杂志叫《大众电影》，我就买了。因为那时我对电影仍然是感兴趣的，我发现杂志刊登了一则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编导专业招生的小广告，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电影的窗。这本杂志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当时父母在大连照顾我的爷爷奶奶，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想去北京上学；如果不去就“死不瞑目”，这四个字直到现在我都记忆深刻，“死不瞑目”是表示自己的决心。父亲回信说，“你自己的路你自己走，你自己的决定自己负责”。

新闻晨报：你在1996年就丟掉了单位的铁饭碗去北京学习了，是不是有一些叛逆？

高启盛：当时，我在单位是做技术检验工作的，在大家看中铁饭碗的年代，那份工作还是蛮有保障的，甚至是薪资很高的一份工作。很多人都劝我不要离开单位，但是我这个人是“只要自己认定了的事情，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了”。我先去北京考了专业课，文化课不用考，之后我就一直在家等消息。1996年暑假，终于收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我毫不犹豫地辞职了。

新闻晨报：毕业以后，你在北京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做影视工作？

高启盛：1999年那个时候影楼非常风靡，你会看到一条街上有无数家影楼冒出来，所以毕业之后，我就跟几个朋友开了一间所谓的个人摄影工作室。但是很快，因为大家理念不同，摄影工作室就散掉了。

写剧本，实现自己的电影梦

新闻晨报：你似乎更擅长写剧本，当时为什么会去写剧本？

高启盛：2006年我其实开始正式上班了，所谓的上班就是去电视台做新闻记者，人还是在北京。我其实是从2004年开始写剧本的，在1999年毕业之后的五六年间，其实我没干上跟影视有直接关系的事。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去寻找关系，去打入某个圈子的人。那个时候，我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又不想放弃自己的电影梦，我就开始写剧本。对我来说，写剧本是不需要成本的，它只不过让你动动脑，动动感情，这是我那时候写剧本的主要原因。

新闻晨报：能介绍一下你第一个成功的剧本吗？

高启盛：当时我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了袁敬华的事迹，她后来成为人大代表（编者注：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跟我差不多同龄人。当时，袁敬华是农村女孩子，她在高考失利之后办了一所聋哑儿童学校，就是教农村聋哑儿童来学习文化。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于是我就拿着这本《读者》杂志去到她所在的农村（编者注：在山东夏津县渡口乡三屯村），她所在的学校去找她。

我在当地体验生活，然后写了第一个电影剧本叫《花开有声》，之后把这个剧本送到广电总局。当时，广电总局每年有个夏衍杯电影文学剧本大赛，我是2006年得奖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吧。后来很幸运，这个剧本被一家影视公司看中了。记得当时对方愿意出3万元，我说太少了，后来对方说，那就3.5万元吧，其实我也不敢再加价了，再加价我怕人家说“那算了”（笑）。因为这是我创作的第一个本子，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赚到的跟影视有关的报酬，听说这个剧本后来也拍了电影，在电影频道也播出过。

新闻晨报：第一个剧本得奖之后，你没有继续从事创作吗？

高启盛：到了2006年，我真的是混不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剧本得奖并不能代表什么，而且是没有奖金的，所以我就只能去上班了。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在电视台干了两年，那段时间其实蛮辛苦的，完全是日夜颠倒的生活节奏。

新闻晨报：据说，《一江春水》的剧本脱胎于早年你创作的电影剧本《乐姐》？

高启盛：可能从2014年开始，那时候自己挣了一点钱，我就想，如果所有人都没有给我机会，或者是我自己找不到机会，那我能不能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乐姐》，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女人的故事。当时我就想拍《乐姐》的故事，但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没拍成。

人生最后的挣扎，自己投钱拍电影

新闻晨报：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自己投钱去拍摄这部电影？

高启盛：那几年，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化蛮大的，虽然内心很痛苦、很焦虑、很抑郁，但很多时候你是非常无奈的，包括《一江春水》这部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在困境中挣扎，但是大家都没放弃。到了2017年，我觉得还是得重新把自己拍电影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但《乐姐》那个剧本是三四年前写的，我已经不满意了，我想再来一遍。

新闻晨报：你在北京并没有稳定的工作，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

高启盛：当时很多人都反对我拿自己的钱去拍摄电影，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我所有的钱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抠出来的，每天就一二十块钱的生活费，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也没有刻意卖惨。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自己人生中吃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剩饭。因为我有时候会自己在家做饭，每次会多做一点，这样第二顿就可以吃剩饭；如果点外卖，为了凑满30元减免10元的优惠，我就多点一些，然后可以作为第二顿饭。所以，那时一直省吃俭用，就有了这笔积蓄。

新闻晨报：据说，当时身边的人都反对你用自己积蓄去拍摄《一江春水》？

高启盛：很多人反对是因为每个人对钱的理解不一样，对钱的价值体现也不一样。我觉得钱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一套房或者每年出国旅游的资本，但对我来说，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是我唯一能做的人生最后的一场挣扎。

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我真的不能做电影这一行，我就心甘情愿地回家种地，其实就是在这么一个心态下去做的《一江春水》。

从剧组解散到神农架拍摄雪景

新闻晨报：这部文艺片拍摄过程顺利吗？

高启盛：2018年1月1日，我到了湖北十堰，正式开始体验生活。我们三个人（指导演和主演李妍锡、祝康笠）生活在一起，我每个月给他们一千元生活费。

第一个阶段拍完之后，我们就马上转到足疗店拍摄，但是在足疗店拍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很不满意，感觉完全不对。我真的是一个很任性的人，当时觉得剧本也不好，演员也不好，反正什么都不好。那天大家吃晚饭时，天都黑了，晚上还有戏要拍，我就跟大家说“今天感觉太差了，我想咱们先停（机）了”，然后剧组就解散了。

新闻晨报：从一个电影拍摄的角度来看，这个“剧组散了”应该怎么去理解？

高启盛：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事，剧组解散了就等于人散了。我就停下来重新写剧本，重新选演员，然后自己觉得差不多了，就重新开始拍摄。其实那时候已经到了2018年的夏天，天都热了，大街上已经都是穿短袖的人，但好在我们基本都是拍摄室内戏，所以观众们应该看不太出来，所以还接着从第一阶段后面拍摄。

新闻晨报：很多观众看完《一江春水》认为，影片最后那段场景特别感人，在大雪纷飞的山里，蓉姐的大姐在雪地里给一群鹿喂食，这段场景是如何完成拍摄的？

高启盛：那个时候，第二阶段刚刚拍完，但天气真的太热了，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好的雪景了，包括漠河方面。那时，又到了需要我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拿了设备带上几个演员立马就赶到漠河或者特别遥远的北方去抢点雪景？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理智的，我说不可以，我觉得这样匆忙去拍摄雪景可能画面感会不好，所以最终没去漠河拍雪景。

等到2019年1月，那个时候神农架已经大雪封山，旅游季也过了，我的一位制片人正好在当地有一些人脉资源，就把我们拉到神农架去，争取把雪景给补拍回来。当时的拍摄条件特别艰苦，因为神农架大雪封山，旅馆都不对外营业了，我们开着车过去了。在没有暖气、没有热水的情况下，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演员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洗过脸、没洗过头（我要求女演员不洗头）、没洗过澡。

“导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新闻晨报：《一江春水》目前票房成绩并不理想，作为导演，你自己怎么看？

高启盛：《一江春水》现在能够在全国院线上映，这个结果已经远远无数倍大于我曾经的预期。

虽然全国排片非常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影迷自发在自己的城市组织观影，感谢人海之中你我因为《一江春水》而结缘。电影公映以来，太多太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直接或者间接告诉我：导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一定要继续拍下去。这让我很感动。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严峻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