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鉴于形势日益紧张，同济大学从郊区吴淞迁至市区，意图暂避战火。至吴淞校舍毁于日军战火后，同济不得不背井离乡，走上艰难西迁之路。

同济校园在战火中变成断瓦残墙

1937年9月，同济迁至浙江金华，10月正式上课。同月，上级党组织决定同济迁至金华的李滢来、汪海粟、朱惟善3名党员组成中共同济特别支部，由李滢来任书记，在金华地区独立开展工作。李滢来是朝鲜人，曾就读于同济附中，1934年和汪海粟一起考入同济工学院。中共同济特别支部成立不久，李滢来就离开金华，经南昌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转至延安，投身抗战。此后，汪海粟继任中共同济特别支部书记。

同济校园被炸后燃起熊熊大火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进攻杭州，空袭金华。在频繁的警报声中，同济不得不告别金华，开始第三次迁校：从金华迁至江西赣州。中共同济特别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不随校西迁，留在浙江开展工作，争取在日军进犯浙赣线之前，到浙西南建立抗战基地。汪海粟回忆：“上海党组织交代我们在浙江独立开辟工作。如果自动随校西迁，不仅违反上级党的决定，并且可能以后失去组织联系，因此我们决定不走。”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汪海粟（左）、李滢来（中）与同学合影（汪海粟之子汪靖强提供）

在金华，汪海粟等以中共同济特别支部为核心，组织了以学生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的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团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组织了歌咏队、剧团和宣传队，深入金华城乡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抗战标语、漫画，散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抗日救亡和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响。

1937年底，在浙江金华参加抗日救国的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爱国青年合影。后排左五为汪海粟（汪海粟之子汪靖强提供）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同济特别支部和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当时，在金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济、浙大、无锡教育学院等中共党员分住在以斗鸡巷4号为中心的原同济学生宿舍里。12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将上述几方面人员集中起来，组建了以汪海粟为书记，汪海粟、施平、陈平3人为委员的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转赴丽水开展工作。

中共同济特别支部和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张贵卿（1908—1942）

陈平是1937年10月入党的同济地下党员。他回忆，“张贵卿联系我们，组织决定我们这些属上海组织关系的党员留在浙江。最后，同济有近20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留在了浙江，其中包括部分同济附中学生。”

陈平于1933年考入同济曾任中共云和县委首任书记、中共浙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这是陈平当年填写的校友卡（陈平之女杜小健提供）

1938年1月，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从中共中央长江局转至东南分局。2月，中共浙江临时工委迁至金华，改组为中共浙江工委。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在温州平阳成立。根据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指示，浙西南特委被改组为处属特委，领导处州（即丽水）地区10个县的工作。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包括掌握的党和非党的但可吸收入党的各方面关系，都移交处属特委，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宣告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共同济特别支部成立到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组建，短短几个月内，同济就有十余位进步青年被发展入党，成为浙江地区抗战的重要宣传者、组织者。

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抗日宣传。继续通过歌咏、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还成立了“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出版了全面抗战初期浙江最早的进步刊物《动员周刊》，开设了专门发行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等的新知书店。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二是促进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浙江省政府于1938年2月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汪海粟参加了该纲领的起草和讨论。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浙江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其中包括在浙江省建设厅内设置“战时物产调整处”，在建设厅所在的丽水地区各县设立乡村建设指导室，各区设乡村建设指导员，以调整和运销物产，改善人民生计，防止特产资敌。

汪海粟的战友杨源时于1938年3月离开陕北，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回到浙江后被分配在物产调整处。他回忆，“我当时的印象是，这个纲领和我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党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相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儿有一个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但我已意识到，这里有党在领导，海粟也许就是这儿党的领导人之一。”为便于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经过汪海粟等的努力，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同意将云和、龙泉、遂昌3县列为“战时经济实验县”，并将3县从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划归相对进步的建设厅领导。

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局部）

三是开展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动员更多的青年参加抗日。1938年2月，汪海粟参与发起组建“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对外吸收进步青年。同时，他们还和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联系，希望推荐、动员更多知识青年到浙西南来。最后，大队人马以“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名义分为3个部分：一部分到云和、龙泉、遂昌3县政府担任秘书、科长、区长等职务，部分由战时物产调整处委派到3县以建设厅“乡村建设指导员”身份开展农村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出一些同志以“乡村建设指导员”身份到缙云、宣平、景宁、庆元各县开辟工作，少数人留在丽水。

这3部分人员同时都负有秘密开展农村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的任务。同济学生吕克仁到丽水后被安排在云东区，他利用乡村建设指导员这一身份，秘密开展农村党建工作。1938年8月任云和农村第一个党组织梅湾支部书记，1939年8月任中共云和县委书记，是云和县农村党组织创始人。1938年5月，乡村建设指导员季林带领一批缙云籍进步青年离开缙云来到丽水，通过丽水新四军办事处，辗转到达陕北抗日根据地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抗日军政大学，投身革命事业。王立是江苏吴县人，他是离开金华到武汉后又返回浙南的，曾任遂昌县乡村建设指导员，1938年2月入党，10月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曾任陕北温家沟兵工厂工务科科长。汪海粟则以战时物产调整处调查研究组调查研究员的名义同各地乡村建设指导员保持联系，同时就近开展丽水的工作。

1939年，在日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线战略进攻、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情况下，这批汇集在浙西南各县的青年，以及汪海粟通过浙江省政府教育厅举办的“浙江战时青年训练团”联系的不少失学以及追求进步的青年，分别转移至皖南新四军、浙西敌后，或留在当地、转入地下，开展新的斗争。汪海粟本人也根据党的指示于1939年9月转移至皖南新四军军部，继续战斗。

在这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中，有的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钱行，原名钱钟仪，江苏无锡人，系钱钟书堂弟，1935年8月考入同济，1938年2月在丽水由汪海粟介绍入党，1942年3月在瑞安被捕入狱，7月英勇牺牲。1958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向钱行遗属颁发由毛泽东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3年9月，钱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钱行烈士（1920-1942）（钱行堂侄钱汝虎提供）

除了以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为核心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外，同济还有部分进步青年通过其他途径辗转来到浙江参加抗日救亡。1931年考入同济附中的戚铮音，1933年8月参加青年团，9月离开同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戚铮音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3月离开延安到浙江金华参加抗战，任国民党抗日自卫团第三游击队连队政治指导员。1943年5月，戚铮音在担任位于云和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院长期间，曾秘密安排从上饶集中营“保外就医”的冯雪峰养伤，后护送其离开云和，辗转抵达重庆，回到党的怀抱。在这部分同济进步青年中，也有人牺牲在了浙江。

王三川原名王顺芳，上海浦东人。1925年考入同济机师科，1926年因“誓约书事件”南下转至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7年再次考入同济，同年秋入党。抗战全面爆发后，王三川在浦东参加游击战，1941年随部队转移至浙东镇海，1942年受中共浙东区委派遣打入浙江余姚，以保安团副团长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45年初任中共余姚敌工委书记，同年5月英勇牺牲，1950年8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烈士证明（王顺芳之侄王石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