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资源丰富是杨浦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红色文脉同样是杨浦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印记。《话说杨浦》栏目走进百余年校史的峥嵘岁月，在厚重的历史传承中，闻先驱之声、扬时代之光、启后学之志，在时空穿越中与一代“新青年”相遇……

1937年9月，同济迁至浙江金华，随后中共同济特别支部成立。1937年同济从金华迁至江西赣州，此后，同济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留在浙江参加抗战，同济党组织暂告中断。抗战中，同济附中学生况礼文辗转从上海回到家乡重庆，转入重庆联中借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西南联大。机缘巧合，西南联大和同济大学先后迁至云南昆明，况礼文则从西南联大转入同济。同济党组织由此开始恢复重建。

1937年11月，同济大学从浙江金华迁至江西赣州、吉安。1938年7月再迁广西八步，未及复课即于当年冬迁往昆明。从金华到昆明，同济“战时服务团”的活动从未中断。到昆明后，同济“战时服务团”成员一面读书，一面以演戏、歌咏、夜校、儿童剧团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为前方将士募集款项，相关活动频频见诸报端。

1937年，上海战时服务团成员合影（后排居中者为同济校友、烈士袁文彬）

1939年“一·二八”纪念日，同济“战时服务团”联合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及部分中学在昆明市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支援前线的游行及“抗日献金救国”活动，社会影响极大。

1939年，同济师生在昆明参加抗日献金救国活动

同济大学迁至昆明时，正值中共在云南全省开始建党。在学生会领导权被“三青团”窃取、“战时服务团”逐渐陷入瘫痪后，同济儿童剧团和读书会在地下党员、进步力量支持下，成为新的团结、凝聚、引领同济广大学生的重要组织。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从西南联大转学同济大学的共产党员况礼文。

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况礼文接受母校采访

况礼文，1923年生，四川巴县人（今属重庆市），1935年考入同济附中。抗战全面爆发、同济暂迁郊区时，大部分学生被动员回家，不能回家的暂时集中在医学院后的学生宿舍。在吴淞通往上海市区的小火车停止运行后，况礼文和附中校长冯至一起搭乘小船，回到上海市区，后在亲友护送下返回重庆，转入重庆联中（今重庆七中）借读，其间加入重庆学联。1938年5月，况礼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西南联大。1939年春，况礼文的组织关系转入西南联大。机缘巧合，1938年底同济大学也迁至昆明。况礼文闻讯，在同济开学两周后转入工学院土木系。

在况礼文等的支持下，从同济附中考入本校工学院，后来成为知名儿童文学家的董林肯和徐守廉等组建了儿童剧团。这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昆明儿童剧团。他们排演的街头剧《难童》、三幕抗战儿童剧《小间谍》、三幕剧（后来改成四幕）《小主人》等都是轰动一时的优秀作品。在西南联大部分同学的支持下，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中篇小说《表》（鲁迅译）改编的五幕儿童剧被搬上舞台。儿童剧团的存在及其开展的活动，使昆明广大儿童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扩大和巩固了团结抗日阵营，对动员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中篇小说《表》（鲁迅译）改编的五幕儿童剧被搬上舞台

读书会是同济大学迁至赣州时成立的，成员从大学部扩展到附中、高职，其中部分是共产党员。继“战时服务团”主要负责人陶亨咸、赵正心相继被开除后，刘光琚、况礼文等继续组织读书会，还发展了工学院部分低年级同学入会。

因为同济当时尚未恢复党组织，故回同济时，况礼文仍在西南联大过组织生活。根据西南联大地下党指示，况礼文开始在同济秘密发展党员。1939年初夏，况礼文发展了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表现突出的附中同学薛崇本、肖庆熹、任天润3名党员，建立了党小组，隶属于西南联大党支部，由西南联大经济系二年级同学刘忠渊负责联系、领导。刘忠渊还是薛崇本、肖庆熹入党宣誓时的监誓人。

西南联大

不久，中共云南省青委改派“老王”即胡昌治，负责领导同济党小组。在胡昌治的领导下，同济地下党小组的组织生活更加有序，刘光琚也被发展入党。1939年8月，况礼文通知刘光琚：经过组织审查，浙江绍兴人，宋鸿鼎、宋鸿鼐双胞胎兄弟已被列为发展对象，请刘光琚具体负责发展入党工作。当月底，宋鸿鼎、宋鸿鼐就被发展入党。后来，医学院汪润人、宋文英也被相继发展入党，同济党员人数达到了9名。1940年夏，同济9名党员组成了3个党小组，况礼文、汪润人、刘光琚3人分任党小组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支部“雏形”——日常工作由况礼文负责与胡昌治单线联系，上级指示及各小组工作布置，均由况礼文向汪润人、刘光琚两人传达。

宋鸿鼎摄于毕业前夕（1942年6月）（宋鸿鼎之女宋元提供）

1977年宋鸿鼎（右一）宋鸿鼐（右二）兄弟与家人合影（校友陈夔提供）

当时，同济地下党的任务，一方面是结合抗战实际组织党员学习，另一方面是开展群众工作，包括加强对儿童剧团、读书会、壁报、民众夜校等的领导，深入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等。党员数量的逐渐增加，儿童剧团、读书会等学生社团的存在及其影响，教育、团结了更多的同学，使同济的进步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附中读高二的王昌维于1939年6月离开昆明赴延安。受阻后转至山西，在抗大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晋东南敌后战区八路军三大队三分队战地医院工作，1941年转移至辽县（今左权县）任战地记者。医学院徐瑞芳于1940年夏离开学校到了重庆，辗转赴皖南泾县参加了新四军。她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受尽折磨却拒绝利诱，最后壮烈牺牲。

徐瑞芳烈士（1918-1942）

从1940年初夏开始，因为物价飞涨、日机侵扰以及校区过于分散、管理困难等原因，同济开始考虑迁校事宜。1940年9月，胡昌治召集况礼文、刘光琚、汪润人3人开会。会上宣布，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同济党支部，由况礼文任支部书记，刘光琚、汪润人分任组织、宣传委员。此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在昆明期间中共同济支部的第一次支委会。一周后，胡昌治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支委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通报国内形势，分析校方和同学思想动态。

多年后胡昌治回忆，“我在（云南）青委工作时期，除做宣传工作外，还代表青委领导联系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支部，支部书记是况礼文。该校初由我领导联系的党员极少，未成立支部，后发展到10人左右，成立了3个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组长中我记得的有刘光琚，其他两个组长的姓名已忘。因我除与况礼文单独在校外联系外也曾亲自到校内参加过几次组长会议，故对这些同志也认识。”

1940年10月，同济开始迁往四川宜宾李庄。这样，同济地下党支部成立仅仅半个月后，就开始随校迁移。因为经济窘迫，学校无法提供交通工具，况礼文、薛崇本、滕志超等还千方百计，帮助部分同学解决了困难，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拥护。宋鸿鼎、宋鸿鼐则不得不自找工作以筹措路费，迟迟才到李庄。作为工学院毕业班学生，刘光琚和几十名同学，七八名教师一起，在昆明东郊一寺庙中上课，1941年1月提前毕业。最后，除刘光琚滞留昆明外，况礼文等8名党员均随学校来到了李庄。因为地下党组织及活动的特殊性，加上形势险恶，同济地下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42年夏初才转至四川李庄。

况礼文在1943年毕业后到重庆“中央水利实验处”、重庆工务局工作，抗战胜利后曾开办事务所。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从事设计工作，曾任成都军区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系正军职离休干部，是松潘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设计者之一。

况礼文参与设计的淞潘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