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在这一系列充满历史意义的活动背后，体育，作为两国人民沟通的重要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场给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表演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为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体育运动员们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东方网特邀这场活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中国著名体操运动员，前中国国家体操队教练杨明明为你讲述这段动情的回忆，共同分享这背后“命运的转折”。

今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此行开启了中美两国建交前的一系列活动。

作为当时的体操运动员，如今正在“宅家”的我和老伴于娟娟近来也时常聊起当年参加有关活动的经历。不由自主地勾起了一番美好的回忆。

现将我以前所写的回忆中挑出的有关章节，并结合一些自己的看法在东方网上发表。试图通过这些故事，把我们当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与大家分享。

一次“压力山大”的任务

大约在1972年2月初，上海体操队的领导通知我，根据国家体委的要求，到北京接受为欢迎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场体育表演任务。

我遵命如期赶到，同行的还有上海技巧队的张以鸿和于在青，他俩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两个“跟斗王”，他们的任务是拿出“绝招”为国家体操队的一个集体技巧项目“锦上添花”。

尼克松总统访华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件大事，这将影响到全球各国的战略部署。

接待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场专项体育表演是欢迎美国总统的一项重要安排，也是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极好机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搞好，不准出错。

当时我得知，整场表演由乒乓球、武术和体操三个项目组成，其中体操表演按正式比赛的男子六项、女子四项安排，每项都挑选全国最优秀的一、二名选手进行成套动作表演，分配给我的表演项目是鞍马。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现在网络上的伙伴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压力山大。

首先，显然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的任务，这个责任太重了。

其次，鞍马是男子体操中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整套的所有动作都是仅仅在两臂交换支撑的情况下完成的，身体重心的移动稍有偏差就会失去稳定的支撑，导致“骑马”或“掉下马”。尽管“骑士”永远给人是一个潇洒的印象，但在男子体操中，选手却最怕当“骑士”，无论是在鞍马上还是在跳马上。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一个原因也令我不安。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我只是在基层参加了小型表演，一直没有经历过大场面，也没有按参加比赛的要求进行训练，心理承受能力不进则退，一下子要承担这种特殊任务，能否适应也是一个问号。

我想到过退却，但很快就否定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走。我知道要完成好任务，在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因为这个成套动作是我在1965年全运会得冠军时的老套路，相当熟练，现在训练时的成功率仍然很高，关键是临场不能紧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面前当“骑士”

这一天终于来了。

首都体育馆的主席台上端坐着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上万人的看台上座无虚席，观众们从服装到鼓掌几乎是整齐划一，在大幅标语衬托下，透着一股极其严肃认真的气氛。

这一刻终于来了。

当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再长吐了一口气然后越过警卫线走进会场。在首都体育馆那个著名的满天星的灯光照耀下，一个鞍马放在空无一人的比赛大厅中央，显得特别醒目、充满立体感。我径直向它走去，感到两条腿有点僵硬，心脏咚咚地撞击着胸膛。

我边走边对自己说：“稳住！稳住！”“漫长”的二、三十米路程终于走完了，站在鞍马面前我才感到自己基本上“稳住”了。

调整好呼吸后我双手撑环跳起，开始表演，动作一个接着一个顺利地进行，快要接近尾声时我突然又感到一阵心虚，下法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马头挺身转体720度”，但我在转到360度的时候就把腿往上一撩越过马身做了个俯腾越下结束了全套动作。

外人可能不知道，我用了这个减难度的方法避免了可能会出现的失误，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虽然任务是完成了，但从技术层面来讲，干得得並不漂亮，因为我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平稳落地后，我向主席台和观众席立正致意，然后就离开了场地。我记不住是怎样走出去的，虽然有整齐响亮的掌声伴随，但我肯定没有做到抬头挺胸，因为我感觉自己很“怂”。我从来没有那么怯场，一个“任务”就吓成这样。

但最终，我还是原谅了自己：或许，换了别人也不一定能做得比我更好。

当我聊到自己“怂”时，娟娟忍不住一阵大笑。她有资格笑，因为她表演了高低杠、平衡木，两项都很成功。尤其是平衡木，那也是对精确性要求很高的一个项目，稍一不慎就会失去平衡掉下来。

我问她，为什么你的每个动作的站木都那么稳时，她朗朗一声回答：“把美帝国主义踩在脚下！”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我知道她是在说玩笑话，毕竟在这个项目上她有扎实的功底，早在1963年，她就是平衡木的全国冠军，当时全国唯一的体育杂志“新体育”还把她的平衡木上的动作照片用作封面，后来在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她又再一次夺得过这个项目的桂冠。

周总理对我说：“注意身体”

体操表演结束后，是武术和乒乓球表演，一个是国粹；一个是国宝。

武术表演中有一对小屁孩子对打，把棍棒舞得令人眼花缭乱，博得满堂喝彩，其中一人长大后成了功夫明星——李连杰。

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们几乎全体都先后出场亮相，左右开弓、所向披靡的霹雳抽杀那是庄则栋，打不死的“海底捞月”那是张燮林……伴随着不间断的掌声，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

国宝就是国宝，几十年来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把根深深扎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它不仅充分吸收天上的雨水，更注重用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滋润自身。在他们的训练、比赛中，你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看到老祖宗留下的古朴哲理，上年纪的人一定还会想起当年徐寅生的那篇充满辩证法的文章。

表演结束后，参加表演的全体运动员在场中央列队，接受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及夫人的接见。

我们热烈地鼓掌依次等待着握手，当总理微笑着握着我的手时，他亲切地对我说：“注意身体”。当时我感到很突然，嘴巴动了一下没有说出声来，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这个场景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里。周总理是我心目中的伟人，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我虽然没有太多激动，但心中总是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受到长辈关切后所产生那种暖流。

人生第一次“头等舱”

任务结束，我就孤身一人回上海。

也许是任务完成得不错，我的待遇也有了提高，回程的交通工具由火车改为飞机。

奇怪的是，登机时，航空小姐看了我的登机卡后居然将我领向头等舱。当我发问后，她向我解释，普通舱的座位已经满了，就安排我坐到前舱的空位上。

当我走进头等舱后，在准备就座的过程中，我发现周围在座的所有人都把诧异的目光投向我。

扫视一圈，我明白了，头等舱里的所有乘客可以简单地分成两部分，年长的那部分是领导干部，其余年轻的是随从。他们眼神中的含义是“你这么个年轻人孤身一人怎么有资格做头等舱”？

我裹着军大衣在座位上打瞌睡，脑子却在飞快地运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更是我第一次坐头等舱，我亲身清晰地体会到人在社会中存在的那种层次感。

在这方面我特别敏感，因为早在1964年我刚开始在比赛中拿金牌时，从一位知情人那儿得知，最近国家队在一年一度的研究运动员队伍调整的教练会上，国家队领队明确地宣布：“杨明明这个人，你们就不要再提名了，国家队不能调他，因为政审通不过。他的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这个人只能在国内使用，不能出国”。

不能进国家队！不能出国比赛！这不是宣判了我运动生命的死刑吗？！

这位领队的这段话深深的扎在我脑海中已经整整八年了，现在我的心又象被针刺了一下：“我被“使用”完了，现在“归还”上海了，下次什么时候用？再说！”。

一个“青黄不接”年代的冠军

到了1972年的秋天，在广西南宁恢复举行了正规的全国锦标赛，我因为仍然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从而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全能冠军，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刻，我这个不青不黄的选手挑起了大梁。

当时有一个新秀蔡焕宗，他有实力跟我竞争，但由于缺乏比赛经验导致动作失误而失去了竞争力。获得全能亚军的是广东的林成达，他曾经是国家队队员，听说也是因为家庭出了问题不能出国比赛而被退回到广东队。我们这两个不能出国的“可怜虫”，凭实力堂堂正正击败所有国家队选手，

那叫解气。赛后当晚，我俩的招待所院子里散步，这个“达仔”高兴得竟然不怕脚痛，在水泥地上生生地翻了个“踺子团身后空翻”以示庆祝。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褪尽，回到上海后不久，一个更让我振奋的好消息降临了。我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参加国家队集训，准备来年春季执行访问美国、加拿大的任务。

喜从天降，我有希望出国比赛啦！

当天晚上，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急匆匆地骑回家，想尽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由于慌张，差一点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在马路沿上坐了好久才定下神来。

后来听说，林成达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他在接到集训通知后的最后一次训练时，由于过度兴奋，在翻跟斗时断了跟踺，不能抵京参加集训，万分懊丧地错过了这次机会。

人们往往爱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经历驱使我补充的是：“只有头脑冷静的人才有可能在机会到来之际真正抓住它！”

“漫长”的集训

在一天一夜奔赴北京的列车途中，我努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反复思考应该注意的问题。

因为从参加集训到被正式选中参加出访任务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特殊情况的人，必然要经得起各种必要的考察才能得到领导的信任，我之所以把“信任”看得那么重，那是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在不被“信任”的阴影下生活。

我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集训队的生活中，专心致志地准备出访美国、加拿大的任务。自从不久前中美两国开始交往以后，先后已有中国乒乓球队和沈阳杂技团两个文化团体成功地访问了美国，作为第三个团体的中国体操队的出访依然以重要政治任务的标准进行各方面的严格准备。

报到之后，我立即全身心的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以自我出生以来最认真的态度去做这件事，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是国家的需要，同时也将是改变自己命运和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机会。

训练之余，我除了去医务处做治疗，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待在宿舍里看书，写训练日记、训练体会。每晚睡前，我总是习惯性的把一天的活动回想一下，提醒自己注意是否有不合适的言行。

我很少与其他队员交流、来往，我已经习惯于谨言慎行，甚至还有些喜欢独处孤行，只有进了体操房我才感觉自己还充满青春活力；感觉生活还有希望。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会不断地交替着对自己说：“我已经26岁了……”；“我才只有26岁……”。

日子过得真快，出访的日期逐步临近，说实话，我在这次集训期间，脑子里一直在转悠的就是两个问题。首先是我能不能被选上；其次是如果被选上，我能不能干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不能出国”的阴影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脑海中消失过，参加集训只是把“绝望”变成了“希望”，但“希望”真的能变成现实吗？我一次又一次的问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问苍天，我太想了，如果信佛的外婆还在世的话，我一定会求她每天替我烧香。

在我写这一节的前几天，一位老友还在微信上说我这个人就是“心思太重”，我的回复是：“我接受这个评语”。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我也是经历了一番才会变成这样的。

“紧张”与“放松”

实际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个队伍需要我。在集训的开始阶段，我已经了解到中美两队的技术对比情况。女子方面是美国队占优势，实力比我们强，而男子方面，美国男队毕竟也是世界前六名的强队，有相当的实力。

在这次对抗赛中，中国女队输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男队必须要赢，否则男女队通输就难向国人交代了。作为男队员，我是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的全能冠军，因此没有不用的理由。

尽管如此，我心中总还是不时地打鼓，毕竟这次访美、加不同于一般的出国比赛任务，审查肯定特别严格，我就怕在最后一刻把我刷下来。

后来有一个传言，说我能进入这个出访名单是经过总理特批的。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有时间来特批我这么个小人物？我不敢相信。但这个名单最终必须经过他老人家打勾、签字，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是怎么一个过程，我是从心底里感谢总理的。在北京表演结束接见运动员时，总理握着我的手亲切地嘱咐我要“注意身体”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后来，在他临别的那天，长安街万人送行，我虽然没去，但我当时确实独自一人在宿舍里流泪不止。

自从进入运动队，我对训练、比赛的态度一向是严肃认真的，此次任务事关国家责任和个人前程，我理所当然需要竭尽全力去努力准备。

专项训练肯定是重中之重，在宋子玉指导的指导下，我在技术方面已经达到近年来的最佳状态。身体状况也很好。一直困扰我的肩伤和腰伤已得到了有效控制。

有了为尼克松总统表演的那番经历，我开始比较认真地把控制自己情绪作为训练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去对待。

我没有更好的方法，只知道临场最容易出现的不良情绪是紧张，而紧张的对立面就是放松，在自己的意识中反复地意念着“放松”，就能调整出上器械前所必需的那种情绪。

后来回想，虽然那时还没有心理训练的意识，但我已经在门口徘徊了。直到当了教练，我才比较自觉地把这个“放松”提到心理训练的高度去认识。

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心理训练研讨会，在讨论比赛临场调整运动员心理状态的重点时，主持人点名要我发言：“杨教练，作为教练你参加过两次奥运会和多次世界大赛，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就一个“松”字。对于体操这样的表演性项目的运动员而言，在重大比赛上场时，谁能“松”下来，谁才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我还斗胆对当场的领导干部提出，作为像体操这样的表演性项目的教练，我最怕领导在赛前动员会上反复强调“拼搏”，把运动员参赛时的动机水平、激活水平挑得过高，出现临场“紧张”的心理状态。

诚然，拼搏精神应该贯穿于训练、比赛的始终，但作为外界因素的刺激，则必须要顾及到对象当前的实际情况，要把握住适当的“度”。

“如愿以偿”

为了锻炼队伍，同时也为了更公正、合理地选拔，全队举办了三次有裁判评分、带选拔性质的、组织观众的公开测验，其中两场就近在北京体育馆进行，最后一次安排到天津体育馆，男、女队各有12人参加，从中各选8名。

据老教练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出国比赛任务的选拔搞得如此郑重其事。我顺利地完成了这三次测验，每次都名列前茅，受到了宋指导的肯定。

于娟娟，她一直是女队的主力队员，当时已经26岁了，因为受伤（脑震荡）休息了一段时间，尔后又因跟腱撕裂住院手术，中断了训练整整三个月后正处于恢复期，带队教练本已打算将她除名，但她在训练不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努力发挥技术水平，三次测验分别取得了第5、第4、第3的名次，终于被录用了。其他教练夸奖她，“你用实际行动帮助领导下了决心”。可见当时的选拔确实是相当的客观和严格。

期盼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领队在全队会议上宣布了组队的正式名单，我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我赶紧给妈妈写信报喜，并且努力压制喜悦的心情，装了一整天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了晚上熄灯后，怎么都睡不着，过去的那些遭遇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到最后，心中反反复复就是三个字：“好好干”！

当中国体操运动员唱起美国歌曲

宣布名单后，一切准备工作都进入了最后阶段。除了专项训练这个毫无疑问的重点工作之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武装思想，因为这次任务的重点是美国，而美国又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在我的印象中，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友好，二是纪律。

我们是以友好使者的身份代表中国访问美国，要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要在美国人民面前表现出中国人民良好的精神面貌。从我懂事开始，听到、说到的美国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将近20多年，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前，这个称呼才改变，等到我们执行任务时，思想已经转过弯了。

我们花了很大功夫，学了两首英文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和“红河谷”，我这个不懂英文又不爱唱歌的人，花了很大功夫才啃了下来，后来在美国表演的入场式上每次都要献艺演唱。

首场演出时虽然荒腔走调但我特别卖力气，第二次就有所收敛了，因为前排的女队员向我提出，如果我再这么唱，她们就憋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受了这个刺激，一直到三十年后进卡拉OK厅时我还经常是在边角打瞌睡，但是这首“美丽的阿美利加”我却一直念念不忘，至今爱听，每当歌声入耳时就会想起那段面对美国观众“演唱”的美好时光。

讲纪律的“土包子”

乒乓队在我们之前就访问了美国，队领导专门把庄则栋请来讲了一课，介绍了他们先行中的见识和体会，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这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受教益更甚。

记得当时他说，我们这些人第一次到美国，肯定会被人看作是“土包子”，后来临行前，我的姑父、母请我吃西餐，看我用刀叉不合规矩，不免埋怨了一番，怎么连这都没学好就出国了？！也难怪，他俩当年都是留苏的学生，亲耳听过那个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为了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代表团为每个男性团员都定制中山装和西装各一套。除了运动服，平时外出活动就凭这两套衣服根据需要交换穿。

衣服很挺括，但穿上并不舒服，最难受的是脖子，衬衣都是硬领，穿西装时按规定必须系上领带，不习惯被勒脖子总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幸亏自觉还有点潇洒劲方可抵消一些难受劲。

穿中山装那就苦啦！衬衣的硬领再加上中山装的硬领，为了礼数还必须扣上风纪扣，刚穿上的那几天，只要感觉没人看见，就一定要趁机转几下脖子，有一次宴会上，领队看我转脖子，问我是否脖子痛，我只能回答是“落枕”。

纪律教育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组问答题，大约有几十道，必须要记住标准答案。落笔时很想举出几个例题，但是因时隔太久，居然一题都想不起，可能是在美国居住的三十多年中从未进行复习；也可能当时学习热情过高已经被融化了；更可能的是上述两种情况都存在，有些确实是遗忘了，有些早已化为自觉的行动了。不管现况如何，在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视，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场（后述）。

中国体操队来了！

1973年5月的某一天，整个代表团在体育馆路2号的运动员大楼前集合，列队一看，队伍不小，除了足数的运动员、教练员之外，还配备了正、副团长、领队、两名翻译、两名保安、两名医生、两名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双份）和一位钢琴伴奏，足足不下30人，比参加世界大赛的人员还多。

当时还没有开通中美航线（好像也没有中日航线），我们走的路线是北京-广州-香港-东京-夏威夷-阿拉斯加-纽约，每站必停，转机或加油。

从广州到香港是乘巴士先到了边防站，那是一排小平房，办完出境手续后，每人提着各自的行李步行走过罗湖桥，就到了香港。那时的行李箱底下没有滚轮，体力不支的还需要有人帮忙。走到桥的尽头，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个持枪、一身戎装、面无表情的英国大兵。

办完入境手续后去了一趟厕所，刚进门看到一个披长发的人背对着我在水盆边洗手，我以为走错门了，赶紧后退，看到门框上确实写着男厕所才松了口气。正巧那个洗手人也转过身来，露出一脸胡子，我当即心中自嘲有点“土”了，岂知那人把我上下扫了一眼，露出不屑的眼神—“土包子”。

在东京停留了一天，与日本体操队搞了一次共同训练。因为多年没有交往，他们对我们的技术水平并不了解，练了一两个项目之后，不少日本队员露出了诧异的眼神，没想到中国队居然有这么高的水平。

此后不久，他们就派队访问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尽管当时我们还没有恢复在国际体联的合法席位，而日本男队则已经是当时的世界冠军。实力是自立的基础，也是维护自尊的必要条件。

五月的某一天，美国，纽约，我们中国体操队来了！

从下飞机起，我们就接受了特殊待遇，一路顺利，最后由警员带领从单独的通道进入大厅，一出大门就直接上巴士。由一辆警车和左右各一辆摩托车开道，两辆摩托车压尾，前后夹着大巴士和接待人员的车辆，整整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旅馆，在道路拥挤的地方，警车还要鸣喇叭开道，引起所有路人向我们注目。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他们有一个小组，大约六、七个人每天几乎廿四小时伴随在我们周围，其中有三个联邦调查局（FBI ）的便衣工作人员更是寸步不离。当然，陪同中还有当时的中国外交机关—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五月花”酒店下榻。记忆中，当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先行者所乘的船，其名就是“五月花”。酒店不大，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星级。它座落在一条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走进大门再跨几步穿过不大的门厅就可以乘电梯上楼。

接待方包下了一个楼层的所有房间，不让任何外人进入。负责保安的接待人员在电梯门这一边的走廊两端拐角处各放置了一面大镜子，只要电梯门铃一响，保安人员在走廊的另一端就能看到电梯里何人进出。

走廊里放了一张长桌，堆满了“自助”的水果和点心，还有最受欢迎的“巧克力”，回国后看到不少队员拿出来送亲朋好友尝鲜，当然我也带了一些，但没有过分，纪律观念还是蛮强的喔。

敬业的保安，思乡的游船

日程安排很紧，主要内容是训练、比赛、游览和迎送酒会。迎送酒会永远都是那一套程式，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发生，不会有什么印象留在记忆里。

在纽约的游览安排内容中有一项是看棒球比赛。棒球和橄榄球是美国的第一运动，接待方理所当然要让我们这些搞体育的见识一下，可惜我们这伙人中几乎没人对此感兴趣，赶上好球勾起观众起哄时，我们也就应景陪着鼓鼓“礼貌掌”。

我之所以几十年后还会记着这场球赛，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的三位美国保安中的两位为了保证安全，整场比赛，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背对球场就座，越是掌声热烈的时候他们就越是瞪大眼睛四下扫描，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后很是感动，因为多少年来美国人在我心中一般都是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形象，如今亲眼目睹如此认真、敬业的精神后，彻底抹去了我脑海中的偏见。

另一个游览内容是乘游轮。纽约是一个大行政市的通称，它由曼哈顿、皇后区、布朗克斯、布鲁克伦等几个区组成，曼哈顿是中心，我们印象中的华尔街、世贸大厦、帝国大厦等一些有名的标志基本上都集中在此。曼哈顿是个小岛，四周环水，我们是单包了一艘专用于摆渡的轮船在水上看曼哈顿，驻美联络处的黄华主任还亲自陪同。

有趣的是，这个轮渡和这条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很多年后，我移民来美国的第一年就住在曼哈顿，每天就坐着同样的船渡江到对面的斯丹登埃伦上班，就像小学时代春游时从浦西到浦东坐摆渡船一样。我几乎每星期六的上午都要在这条哈德逊河的沿江小道边的长凳上坐上一小时，啃着“热狗”，喝着可乐，望江思乡。

首次出国的第一站是纽约；移民的第一站也是纽约，怎么那么巧呵？

热泪盈眶的华侨和我的“美国粉丝”

比赛是在抵达纽约后的第三天举行的，两国男女双方各出两名裁判，邀请了第三国的裁判任裁判长组成男女各一个裁判组进行评分。为了考虑到观众的欣赏，比赛过程中男女选手一次一个交替上场表演成套动作。

因为准备得比较充分，男队全体都发挥得很好，一路领先取得胜利，女队则因实力不济而负于美国队。我个人也不负众望取得了全能冠军，尤其在鞍马和单杠这两个强项的表演获得了满堂彩。比赛结束，主持人通过广播宣布成绩，当听到“First place，China ， YangMing Ming “时，我走到赛场的中央挥舞双臂接受全场观众的致意。

在美国的国土上一大群美国人对一个战胜了美国选手的中国运动员热烈鼓掌，这不就是为国争光？！这不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理想？！

四十年后，我在电视上看姚明在纽约打球，比赛场馆就是这个有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诚然，在一场两个国家的运动队之间的双边比赛中取胜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从少年时代立志开始，伴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却经历了一些其他同龄人很少遇到的人生挫折，经过了希望-失望-绝望-再希望-实现愿望，这样一个整整十五年的漫长过程之后，直到运动生涯的晚期我才得到能够出国比赛的机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能不激动吗？！

当我向观众席扫视时，发现在栏杆后的第一排站着一个东方面貌的老人在不停地高举双手的同时总要穿插抹眼泪的动作，这应该是个离乡日久的老华侨，我想他与我们应该是心心相印的。

退场后免不了一阵相互祝贺的热闹，找到机会我就独自一人溜进厕所狠狠地抹了一通眼泪，然后以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态回到了人群中。从那以后，我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已经向青少年时代告别了？！

赛后的第二天早晨，刚吃完早餐，翻译就把我匆匆地拉下楼。在旅馆门口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看到我后，女孩飞快地跑过来紧紧抱住我的的腿。妈妈拉着翻译向我解释，孩子昨晚看了我们的比赛，今天一早就一定要求带她来见我，向我表示祝贺。这是我的第一个美国粉丝，我留下了这张照片，保存了50年，还要继续保存下去。

“老头鸡”和对两位老人的回忆

第二站是费城，我们是乘巴士前往，途中接待人员买了“肯塔基”给大家在车上用作午餐，鸡的这种做法很对我们的胃口，干完一桶后，吮着手指很是过瘾。最爱吃的当数廖润甜，因为脱发他有个外号叫“老头”，而“肯德基”的包装桶上也有个老头标志，从此我们都把它称为“老头鸡”，隔三差五就要拐弯抹角的提醒一下接待人员我们想念“老头鸡”，但收效甚微。

到了费城肯定不能忘了费城交响乐团，主办单位当晚就做了安排，可惜我的表现极差。因为时差和比赛后的极度兴奋继而极度疲劳，在去剧场的路上我已经犯困，演出一开始我就打瞌睡，一曲结束，全场鼓掌，我也醒了。

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我发现自己瞌睡时把脑袋搁在她的肩上后，很不好意思地向她道歉，她微笑着对我说没关系。第二曲开始后，我又支不住睡着了，到曲终鼓掌声再次把我唤醒时，我发现自己的脑袋又搁在她的肩上，刚想抬头，老太太轻轻的用手摁着我的脑袋，让我继续睡。我看着她的眼神，那么慈祥！那么温暖！那么似曾相识！

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一个这样的眼神。那是在1960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在青少体寄宿上学的我例行的每周一天回家过周末。吃午饭时，外婆端上一个热气腾腾的大盆，里面是一只完整的老母鸡和浓香的鸡汤，她要求我一个人把整只鸡连肉带汤全部吃下去。

我的天哪！不要忘记那是在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缺衣少食，一个人吃一只鸡，那简直就是奢侈！（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回乡探亲的邻居专门送给外婆补身子的，因为外婆经常在她们忙碌时替她们照看孩子）。

外婆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着，我一再要求她也吃几口，但外婆坚决拒绝。她说，必须一个人吃完全鸡才补身。我最后是含着感激的眼泪才把鸡吃完的，我一直记得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一顿吃完一只全鸡，我更不会忘记外婆看我吃鸡时的那个慈祥的眼神。

现在我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眼中看到同样的神情，只不过眼睛的颜色不同，一是黑色；一是蓝色。曲终人散，到了分手的时候，我一再向老太太道歉，她含着笑容双手捧着我的脸颊，轻轻地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我第一次非常感性的认识到，在美国不光有帝国主义，同时还有善良、友好的人民大众。

比我还懂“中国”的美国学生

离开费城的后面两站是洛杉矶和图森，我们是乘飞机从东部飞往西部的。

从纽约比赛拿了全能冠军之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跟随团长或副团长参加记者招待会，而且在团长讲话和回答问题之后，我作为运动员的代表也要接受记者的提问，由于出国前学习中的那些问答题答案熟记在胸，因而没有在这方面出现问题。

有一天，宋指导拿着一份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对我说，人家已经指责我们回答问题时象留声机播音，我无语，心想，我必须确保以后还能继续出国比赛啊！

下一站是图森，这个小城在我印象中留下的是一个在沙漠中突然冒出来的都市。在附近一大片沙地上我看到了真正的仙人掌，硕大无比、千奇百怪，听说底下是丰富的油矿时，我想起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上长了几根稀疏而又珍贵的头发，不禁噗呲一笑。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一所大学里参观，在一个展览馆的玻璃柜里看到了不起眼的几块小石头，经介绍才知道它们来自月球。它们的珍贵不仅在于物以稀为贵，更是由于通过它们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它们的出生地—月球，而人类自己在各自的履历表填写出生地的目的则更多的也只是为了满足管理和被管理的需要。

一个年纪与我相仿、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一直陪着我参观，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尽管发音带点洋味，但相互沟通绝对没问题。他自我介绍他是学校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他喜欢中国，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今天见到中国的体操选手特别高兴。

他跟我聊到屈原时，我还能拿汨罗江、吃粽子来抵挡一阵，但当他聊到“离骚”时，我彻底傻眼了，止不住一阵脸红。当一个老外向你介绍并讲解你自己祖宗的诗词和事迹时，你能不脸红吗？更何况那是在1973年，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程度根本就不能跟现在相比。

走得越远，你会感觉自己越渺小。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所获得的一个重要体会。

我们全体队员还参观了学生宿舍大楼，并且还进入学生的房间。那是一个两个女生合住的小套间，我看到卧室门上挂着一个木质小榔头，下面吊着一个小药瓶，再下面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Don’t forget”。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就问翻译，他急忙把我往边上一拉，小声对我说：“避孕药”，吓得我赶紧捂上嘴。

卧室旁边有一间大约只有一米半见方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个凳子和一张极小的小桌，一问才知道那是读书房，可不是吗？在这样的房间里关起门来能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读书。这就是学生的读书房，美国人真绝。

我突然想起上中学语文课时背过一篇描写满座听众隔帘听单口相声的文言文，记得在有声有色的描写结束后，拉开布帘一看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一人、一桌、一椅、一撫尺，而已”。

此句正好借用于此，只要抹去“一撫尺”一词即可，也许连“而已”一词也可以抹去，因为那个挂小木锤的学生即使关在这样的小读书房里也不一定能保证专心不二。

现场版“托马斯全旋”和“意外”的演出

在洛杉矶搞了一场共同表演，美国队有两个选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先是有一名运动员在鞍马采用大分腿的方法做全旋，动作新颖、幅度大，让人眼睛一亮，后来这个动作由美国运动员托马斯在世界锦标赛上表演，从而被国际体联技术委员会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有名的“托马斯全旋”。

还有一个表演吊环的运动员，他的一条腿从大腿中部被截肢，穿着一条腿的白色体操裤特别显眼。在教练的帮助下抓住吊环后，独立完成一套完全符合评分规则要求的、难度很大的成套动作，最后的下法是团身后空翻两周，不用教练保护，一条腿落地后就一屁股坐在垫子上，结束了成套表演。在他的表演中我隐隐约约觉察到美国民族素质中的积极因素，但当时只能心领，不敢神会。

表演过程中，观众相当热情，不住地热烈鼓掌。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个病人，她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体操队来到洛杉矶的消息，一再向医生提出要求，让她来体育馆看表演。医生被她的执着感动，同意她躺在病床车上，由护士陪同进场地看完整场表演。表演结束后，于娟娟在翻译的陪同下，带着礼物，代表中国体操队向这位特殊的观众表示感谢。

在女子自由体操表演时，一名美国选手站上了地毯，准备开始表演，当时全场肃静，鸦雀无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却还不见表演开始。正当全场默然之时，只见美国队的教练走到地毯边的钢琴旁，跟坐在琴凳上的中国队伴奏周家声商谈了一番，接着先后走向广播员、运动员嘱咐几句后，然后举手点头向周老师示意。此时广播声响起，告诉观众们，因为录音机发生故障，运动员表演时的音乐伴奏将由钢琴师来完成。话音一落，全场一片哇声：从未见过运动员的成套动作，冒然上场伴奏，行吗？！

表演开始。运动员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完成动作，时而跟斗，时而舞蹈；钢琴声根据运动员的表演，时而急剧，时而缓慢，配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成套动作完成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第二天的报刊有大量的文章报道了这个情景，给我们的访美活动描上精美的一笔。听说现在的网络上还有人提到此事。

FBI向我们“亮手枪”

在洛杉矶，我们游览了两个旅游者必去的地方-—好莱坞影城和迪士尼乐园，玩得挺开心，但我感觉找不到值得一写的东西，一笔带过算了。

在这个西部大城市的整个活动中我只记住了一个小事情，那是在一次酒会上，我们的一个淘气的队员用脚悄悄地勾走了邻座美国保安放在脚边的一个小手提包，然后拿起来交给那个保安，向她示意：你也有丢东西的时候？！保安知道这是个开玩笑的举动，因为一路行来我们之间已经相当熟悉，言行上也没有太多拘束。

保安拿回手提包后，拉开拉锁，从中抓出一把小手枪挥手扬了几下，然后再放回手提包，拉上拉链。在座的所有人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就哈哈大笑。多少年后，我们在聊天时还向人吹嘘，曾经亲身经历过FBI人员对我们亮过手枪。

记得一件小事。在整个行程中，我们队员都是住两人一间的旅馆，某一天午饭后回房间休息，我对同屋的钢琴师周老师说了一句：“我洗的衬衣怎么还没有送来？”，谁知等午睡后出门，在门外的门把手上清清楚楚地挂着我要的那件衬衣，此时我才确信，我们是在接待单位一天24小时的“关心”下生活的。

“开飞机上班”的美国员工

访美旅程的最后一个城市是西雅图，在那里最开眼界的是参观造飞机的波音公司。这家公司当时给我的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大”。

从旅馆乘巴士出发，上了郊区公路不久很多人就开始打盹，相当一段时间后，车停了，听到有人大声喊着：到了！到了！睁开朦胧的睡眼，隔着车窗我们看到一大片水泥地上停着一大批大小不同的汽车，往另一边看也是一大片水泥地，停着六、七架小飞机，我们心中在想，带我们来看小飞机，没劲！

那知陪同却解释说，有些员工家远，他们是自己开飞机来上班的。开飞机上班？！到底是飞机公司的员工，真牛！

下车与接待人员见面后我们就准备进入厂房参观，而陪同人员却要求我们都上车，当开车进入厂房后我们才知道乘车参观是正确的，因为车间实在是太大了。这是一个飞机安装车间，同时有四、五架大飞机在安装，飞机与飞机之间还要留出通道和足够的空间以备堆放安装的物件。因此为了节约时间，人员流动往往需要借助机动车。

接待人员特意介绍我们看了正在安装的一架波音707飞机，那是应中国要求制造的，它将是属于中国的第一架波音飞机。看着那雄伟的体型，我们都感到十分亲切。接着又去观看一个据说是波音747的内部装修的样板，那简直就是一个二层高的楼房，一层是舞厅，楼梯上去的二楼是酒吧和餐厅，想到这么大的家伙要上天飞，也真不是一件易事。

访问美国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这是我体操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台阶，也是我整个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进入了访问加拿大的行程。在加拿大的访问并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值得一写的记忆。

倒是在年前，我太太在网络上收到一位体操朋友发来的照片那是我当时在加拿大表演时的留影，后来被用作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宣传画，居说启用佩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运动员的动作照片作为奥运会的官方宣传画这还是第一张，如果确实如此，那我真要感到万分荣幸了。

访问美、加的任务结束后回到北京，国家体委没有通知我立即回上海。

几天后，一位能看到内部文件的人悄悄告诉我，关于这次任务，组织上对我的个人鉴定写得很好，以后再出国就不用担心了。

紧接着队领导也跟我明确继续留在北京集训，至此，我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一名国家体操队的队员了。多少年来笼罩在心灵上的阴影终于彻底吹散了，限制我施展技能的框框全部砸碎了，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光亮的宽广大道。

期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兴奋得彻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我去天坛公园散步，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着急地对一个满地乱跑的小孩大声吆喝，几经周折，小孩终于还是回到妈妈身边。当我看到妈妈亲热地抱起他，紧紧地搂在怀里，瞬间，我突然冒出了两个念头。

其一是想对妈妈说：要相信孩子是不会轻易离开亲生妈妈的，把孩子管得太过分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其二是想对孩子说：即使妈妈把你管得很严，你也应该要谅解，毕竟你还是在她的怀抱里长大的，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她。

没多久，新闻电影制片厂邀请我们全队去看“中国体操队访问美国、加拿大”的样片，那是对我们这次访问美、加的全程记录，是两位摄影师辛勤劳作的成果。在全队的配合下，他们拿下了不少珍贵的镜头，观看后我们都很满意。

对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摄影师还专门给我拍了一组比赛中的特写镜头，那是在准备上器械前双手擦镁粉的过程。镜头从脚开始慢慢地顺着小腿、大腿往上拉，再经过腰、肩，然后到脸部，继而推拉显现全身。白色的体操服衬托出健壮、发达的肩、臂肌肉尽显出一股雕塑美，我自己看了都有些陶醉。后来我拿到一张当时的照片，一位好友做了一个剪图，我保留至今。

上述这一段不免有些自夸，但我并无自惭之感，因为我并无他意，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青春感到骄傲；我为自己在美好的青春时代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感到满意。作为已经七旬的过来人，我很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定不要辜负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争取在这稍纵即逝的时间里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攒下一些精神财富供养老时享用。

记得李宁在经商开始取得较大成功时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碰到过不少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同行，他们都比我做得大，但他们比不过我，因为我年轻时候获得过的东西他们没有”。

可惜这部纪录片一直没有公开放映过，至今还蒙尘在库，也许已经永远消失，毕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职员工向前奔，退休老汉往回看，过去、现在、将来，一切都只是过程而已。（终）

本文作者为中国著名体操运动员，前中国国家体操队教练杨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