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傻春》《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到眼下正在北京卫视及各大视频平台热播的《鼓楼外》，一部部京味剧，经由编剧王之理的“料理”，故事丰沛，耐人咂摸。时代变迁，世事冷暖，他总能在文字里洞悉一切。
　　近日，记者采访了编剧王之理，听他讲《鼓楼外》之外的故事。讲故事的人，也在故事里。
　　讲事与讲理
　　一座城中鼓楼，一隅城市烟火。
　　《鼓楼外》讲述的是老木匠易大船的大徒弟于钟声、二徒弟尹东义之间的恩怨纠葛。最终，于钟声放下仇恨，选择原谅；尹东义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这是个“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折射着胡同的人间百态，也让人看到了匠心传手艺、初心守规矩的主题升华。“老北京人局气，讲规矩，讲理儿，这是我创作时的一条主线。就像中轴线，北京的城市布局、历史沿革发展，都是按中轴线走的。剧名叫‘鼓楼外’，寓意在此。”王之理说。
　　《鼓楼外》原剧本里有个细节未在剧中体现，那就是于钟声一直在看一本《基督山伯爵》。“于钟声的仇恨，不是一般的仇恨，他进了监狱，女友和尹东义结婚了。出狱后他开始疯狂报仇，但最后走入人生低谷：父亲死了，自己倾家荡产欲跳楼……”王之理解读道，“你跟人死磕到底，但磕着磕着，最后其实是在磕自己，两败俱伤。最后，于钟声懂得了这一点，不如一笑泯恩仇。《鼓楼外》表面在写仇恨，实则是写善良。
　　不止《鼓楼外》，王之理之前作品，如《正阳门下》《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等，也都是表面讲事，实则讲理。
　　老北京人写老北京事，接地气，更地道。王之理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融入到了作品中，“作为文艺工作者，我就想讲老百姓那点儿事、那点儿理，老老实实地体会，老老实实地去写作，老老实实地说出心里的话。”
　　真心与真味
　　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笔端故事方可跌宕起伏、烟火气浓。王之理的人生经历，给了他无尽的创作源泉。
　　上世纪50年代，王之理出生于老北京四九城的四合院里。他下乡当过农民插过秧，还拥有一段军旅岁月，18岁进入航校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部队期间，他当过连长带过兵，在导弹部队干过技师，还搞过生产经营。做过这么多行业为何最终成了编剧？如今回望，他说也许关于文学创作的种子，幼年便孕育了。
　　“我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很有文化，是读私塾出来的，《红楼梦》里的每句诗随口就来，我从小就被熏陶着……”王之理说。
　　机缘到来，就在一瞬。王之理年轻时写过一部小说，后无意间看到济南文艺出版社的电话，便把小说打印寄去。一个星期后，编辑打来电话赞赏并建议，不如同时找个电视台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肯定传播更广。后来，电视台的人真找来了，虽然那事最终未成，但却触动了王之理“写剧本当编剧”的神经。
　　自2006年进入编剧行业至今，王之理笔耕不辍。“我的剧中人物基本上都有原型。”他始终认为，好的电视剧，让观众欣赏的永远是一种真实之美。
　　胸中气象，笔底波澜，这是他付给创作的一片真心。
　　写戏与写人
　　有深度的创作，不止于写人物故事，更应描摹时代画卷。而这其中，人心、人性是密钥。“其实，我不是写戏，我是在写人。”王之理说。
　　《正阳门下》里的韩春明，大大咧咧，吊儿郎当，但他善待朋友，孝顺师父，感情专一，透着北京“爷们儿”的礼数和风骨；
　　《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的范金有，可气又可怜，一肚子小心思，但当徐慧真有难时，二话不说，挺身而出，勇敢担当；
　　《情满四合院》里的何雨柱，眼界不宽，格局不高，内心还有几许懦弱，常常在真诚与伪善、担当与责任间纠结……
　　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眼前，令人难忘。
　　人心与人性的考量，理智与情感的对撞……王之理作品最打动观众的，是对人性的反思。“只要是在我剧里的角色，我都让他们有个性，是活着的。”王之理说。如何做到？“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人物，要把情感、情怀真真儿地放进去。观众一看就进去了，进去了就跑不掉，因为他们从剧中找到了自己。”
　　视线与视野
　　《情满四合院》播出63轮了！王之理得知这个好消息，言语间透着欣喜，“这说明老百姓内心就是喜欢正能量的东西，这是永恒的。”
　　而眼下热播的《鼓楼外》，亦收视率不俗，关注度不小，何以？不少观众说，故事虽透着胡同的烟火气，却视线宽、视野广，看见一些平凡人的大气度、大格局。
　　剧中，师父易大船有太多充满生活智慧、人生哲理的台词——“人有善愿，天必佑之。”“若争小可，便失大道。”“知止常止，终生不耻。”“朽木不能见水，好木不怕水浸。”“人生难免遇难，难生于心，心中有难，易走极端。”“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手艺人讲究什么？地道。活儿地道，人地道，思想地道。”……
　　想来，王之理也是借由易大船之口，践行着他的“艺术追求”。
　　认知、体验、思考、创作……从寻常生活当中挖掘创作素材，寻找深刻主题与独特立意，映射时代变革、社会变迁。这，也许就是好作品一部接一部的优秀编剧的不凡之处吧。

山西晚报记者　范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