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因喀斯特地貌等特殊环境而长期工程性缺水，“水贵如油”是山区群众吃水难的真实写照。贵州自1997年以来累计投入超226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其中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超70亿元，山区群众逐步告别“望天水”“房盖水”。不过，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最高海拔2861米，最低海拔635米，工程性缺水严重。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几个村庄走访发现，当地村民家中既有自备水源，又有政府建设的饮水工程。

贵州山区一户村民家门口的“两套水管”。

营盘乡哈青村一位村民说，现在家里用的水来自不远处的自备水源，自己花钱买水管接到家中。在家里的餐桌旁，还有另一套取水系统，这是政府几年前接通的，“水龙头安装了三四年时间，一直没用过”。

无独有偶。水城区杨梅彝族苗族回族乡白牛村村民老梁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所在的小组有大约30户，家里接通了政府安装的水管，也通了水，但平时都不用。另一村民家门口张贴了饮水安全明白卡，显示为“集中式供水”，记者现场打开水表查看，计数刻度为“1”。

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望谟县等地农村，不少村民家中都有两套供水系统，自备水源经常使用，政府工程基本不用。一些村民家中水表计数刻度还停留在个位数，“0”或“1”这样的吨数也常见。

在紫云县大营镇星进村，政府安装的水龙头接到了村民老石家门口，水龙头开关已被取下来放在家里；在营盘乡哈青村，有一户人家水表已经拆除，目前还能找到一截水管，水表则不见踪影；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有村民因为房屋建设等原因，将政府安装的供水设备埋在了地下；还有地方水表和水管锈迹斑斑，擦拭后才能读出数据。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贵州农村政府饮水设施闲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在部分地区，村民反映，他们集资拉通自来水用了几年后，政府才铺了水管、装了水表。“我们自己有水，为什么要用政府的水呢？”有村民认为，如果征求村民意见，将工程建设资金用于自备水源维护管理，结果就会喝得放心、管得顺心。

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紫云县等地山区调研时，随机打开政府接通的水龙头，流出的水发黑发黄，经过大约20秒钟，才能见到稍微清亮的水。村民反映，这一方面是长期未使用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净化处理不到位，水不干净。在水城区营盘乡罗多村村民老鲍家中，白色水桶里的水呈黄色，她表示，“这样的水怎么敢喝”。

农村饮水工程让水成为商品，这让山区群众在短时间内很难接受。他们说，祖祖辈辈吃水从来不要钱，现在怎么还要收水费？

半月谈记者调研时发现，

在水城区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村民老周告诉半月谈记者，政府修建的饮水工程两年前就通了水，但一吨水费要两块钱。相比之下，他家一直都使用自备水源，老两口在家，用水不多，也不用交水费。半月谈记者走访不少村庄，村民表示，“别说一吨两块钱，哪怕五角也不交”。

从生产角度看，贵州山区实行集中供水成本相对较高。从水源地到水厂再到各家各户，干净、卫生、达标的水需要投入电力、药耗、管道、水泵、人工、维修等方面费用，最高每吨大约10元，最低两三元。

贵州山区一户村民家中的水表，长年没有使用，刻度为“0”。

一是取水成本较高。贵州是南方典型的“大漏斗”，储水难，取水也难。地处乌江中游、黔中腹地的瓮安县，目前投资超3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在猴场镇马场坪村，政府修建饮水工程后，由村民组织协会进行管理。管水员粟朝奎介绍，2021年协会收取水费4.9万元，电费就花去2.3万元。

二是送水成本较高。在贵州山区，山高人稀，水的运输是大工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农村人口大约15万，输水管道就有近3500千米。水城区铺设管道9110公里，管材采购、安装、管道埋设、土石方开挖等费用共计6.2亿元。

三是管护投入较高。为了维护供水工程运行，贵州农村地区普遍聘请曾经的建档立卡户作为管水员，每月工资800元。除此之外，还要聘请专门的管水员。如在水城区，由于饮水工程点多面广，每个村需一两名管水员，全区有396名，他们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管护资金可持续性也是基层普遍关心的话题。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财政部安排39.6亿元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中央补助资金，对有突出困难的特殊地区、特殊工程、特殊群体，加大支持力度，给予适当补助，促进工程正常运行。水务干部担心这部分资金的持续性。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有的贫困县因为饮水工程建设增加了地方债务。水务干部普遍认为，尽管集中饮水工程把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但水务公司或水厂也不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他们期待各方发力，实现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兼得。

首先，降低生产成本，如降低电费、检测费。贵州农村地区供水用电普遍没有优惠，电费成本占供水成本约四成，正因如此，乌江边上的一些县如今不再从乌江提水。此外，检测费用也不低。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水质检测站一名负责人介绍，为保证水质，公司平时采取自检和第三方检测，单是后者每年所需费用大约15万元。

其次，“吃水交钱”要长期宣传普及。水务干部和专业人士介绍，山区自备水源虽然免费，但可能存在水质隐患，尤其是一些金属超标的地方，更是需要处理才能饮用，要倡导饮用通过科学方法处理过的“干净水”。瓮安县水务局局长文敬友说，除了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务干部、管水员还需通过恰当形式，经常向山区群众普及健康饮水观念，这样才能解决“吃水交钱”的问题。

白色水桶中的水颜色发黄，水桶底部沉淀一层黄泥——这是半月谈记者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罗多村看到的场景。在一户村民家里，女主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虽然这桶水已经沉淀了10多天，但看起来还是不太敢喝，“喝了肠子怕要变黄”。

贵州省自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超70亿元，集中供水工程覆盖3588万余人，解决了许多群众吃水难、吃水不安全的问题，但并非所有地方集中供水的水质都让人放心。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等地农村地区走访发现，部分供水工程输送的水肉眼可见浑浊，村民不敢喝。也正因如此，不少村民如今仍使用自备水源，致使政府修建的农村饮水工程闲置浪费。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

贵州山区一户村民家接出的水明显发黄。

在营盘乡鸡戏坪村公路边的一处饮用水水源地，四周无任何阻挡措施，人畜均可随意进入。一处蓄水池虽然有绿色铁质防护隔离网，但已经年久失修、东倒西歪，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有村民说，无论人为破坏还是牲畜随意出入，水源地环境和水质都可能遭到破坏。

此外，有地方还存在未严格按照标准开展消毒流程、消毒设施形同虚设等问题。在望谟县郊纳镇懂闹村，农村集中供水工程配套的消毒设施上张贴了操作说明图，但并未上锁，随手便可打开。在该县麻山镇纳良村一处高位水池，锁扣处仅用一根木棍拴住，水利干部坦言起不到保证安全的作用。

为保障水质，贵州农村饮水工程配备了专门的管水员，半月谈记者发现，大部分管水员都是当地的脱贫户，专业技术能力较差，管水能力不足。瓮安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部分水厂管理人员责任心不足，未连续按量投放药剂，导致水质消毒效果较差。

纳良村村民老岑曾是建档立卡户，2020年被聘为村里的管水员，主要负责抄水表、水管维护等工作。县水务部门每年会组织他们开展至少一次培训，介绍如何投放消毒药剂和管网维修等。半月谈记者向其询问药剂投放频率时，他仅表示“1年放3次消毒片”，具体投放标准、平时水质观察指标等均不太清楚。

瓮安县疾控中心提供的《2021年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枯水期工作总结》提到，该县所有监测点全部配备有消毒设施，但大部分消毒设施因存在不同问题未正常投入使用，城区外的水质处理设施大多不完善，大部分仅靠人工投药方式消毒。

根据相关规定，供水单位、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协同，定期对水源地、管网水、末梢水水质进行监督、监测。但有的地方协同监督机制发挥并不充分。半月谈记者走访贵州部分学校发现，一些小学分管安全工作的负责人对学校用水是否安全达标并不掌握。

贵州山区一处集中供水设施的消毒设备长期闲置。

同时，水质检测费用过高，基层检测能力有限，也给水质检测带来困难。按照国家相关指标要求，水厂每年需至少开展一次出厂水水质检测。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水质检测站站长丁家华介绍，为了保障饮水安全，检测站聘请了10位检测人员对管网水、末梢水开展定期检测，同时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每年对出厂水开展一次水质全分析，每年水质检测费总计约20万元。

思南县第三水厂于2019年9月投入运行，共投资8700万元，配备有絮凝池、沉淀池等水处理设施，以及水质分析室、微生物室等实验室，为当地孙家坝镇、凉水井镇等乡镇共3.71万人提供饮水。厂长李飞介绍，该厂水质检测仪器已配备齐全，但还在等公司聘请专业检验人员。半月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设备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2021年，望谟县疾控中心对12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监测点进行了丰水期、枯水期监测。疾控中心检验科一名负责人介绍，目前检验科有工作人员11名，但学的都是临床医学检验专业，理化检验开展得少，实际工作中比较吃力。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还要安排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人手捉襟见肘。

受访人士认为，水质检测监测不规范、不严谨，对用水搜集、消毒、分流等整个过程无法形成高质量倒逼作用。职能部门的监测主要是起监管、督促作用，如果发现水质存在问题，应报告执法部门处置；水厂、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的检测主要是倒逼“水生产质量”，目前这两方面都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