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斯兰】

今年以来，“印度洋明珠”斯里兰卡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严峻问题，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的逐步攀升也导致其政坛震动不断。

政府方面，内阁20多名部长4月3日晚集体辞职，斯里兰卡总统呼吁议会各政党加入内阁共同应对危机，但未得到积极响应。议会方面，42名议员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执政联盟在斯里兰卡议会225个席位中已不占多数。

与此同时，印度部分媒体毫不意外地将斯里兰卡当前的政经危机原因归咎于中国。

比如《印度斯坦时报》记者希希尔·古普塔（Shishir Gupta）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三国陷入连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部分印度媒体人看来，斯里兰卡之所以有今日下场，正是因为背负了巨量的所谓中国“债务”，致使其政府无法承担基本的公共服务功能。

斯里兰卡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印度在斯里兰卡危机期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构陷又为何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一一探究。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斯里兰卡将暂停偿还所有外债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根源

本轮斯里兰卡政经危机，究根到底源于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不合理。

具体来看，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

2009年后，也就是其国内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斯里兰卡因公共基建和零售贸易等经济活动日益兴旺，迎来了8%以上的高GDP增长率。然而，其国内市场规模终究有限，投资基建和国内消费不足以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发展。

时至今日，斯里兰卡经济更为依赖出口贸易和旅游业。受疫情影响，旅游业自然受损；而出口贸易，斯里兰卡的出口产品主要为纺织品、茶叶和橡胶，其中纺织品和茶叶占该国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流入斯里兰卡的最大外汇来源。然而，随着孟加拉国和肯尼亚等低收入国家开始以更便宜的成本生产进入这些产品领域，斯里兰卡的国际市场份额正不断受到挤压。

其次，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其国内并未得到相对合理的分配。

斯里兰卡在冲突结束后的高经济增长率主要归功于投资及消费，但由于政府未能优化国内收入格局，因此穷人们并未从这波经济增长浪潮中得到多少益处。

数据显示，2016年，斯里兰卡底层40%的人仅拥有全国14.1%的收入，前20%的人拥有50.8%的国民收入；而到了2019年，斯里兰卡国内收入，前20%的人拥有51.4%的国民收入，其他阶层的收入则略有下降。可以说，斯里兰卡基尼系数随经济增长不降反增。

这意味着，从经济层面来看，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动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扩大，反而削弱了其国内抵御经济风险的韧性。

从政治层面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惠及中下阶层，扩大选民群体。人民收入水平不见改善，对政府的支持度就难言坚挺，也容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影响，自然也就为“债务陷阱”论孕育了流传空间。

4月2日，斯里兰卡民众排队购买燃油（图自澎湃影像）

再次，税收改革拉低了斯里兰卡的宏观调控能力。

众所周知，税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从2010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常居高位，斯里兰卡政府的税收规模却一直保持较低水平，斯里兰卡税收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20.4%下降到2014年的10.1%，达到历史最低点。

虽然在2015-2017年间政府通过税收改革简化手续，税收一度有所增长，然而，2018年胜选后，拉贾帕克萨政府修改税法，降低收税水平，包括将增值税从15%降低到8%、降低所得税率、废除按收入支付（PAYE）税和废除预扣税（WHT）等措施，导致斯里兰卡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暴跌至8.4%，降至历史低点。

这意味着，政府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受到掣肘。

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外部压力。

一方面，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斯里兰卡的主要外汇来源——外国直接投资（FDI）、侨汇和旅游业——都受到巨大冲击，几近枯竭；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俄乌局势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而工业基础薄弱的斯里兰卡，不少物资又有赖于从外国进口。

一进一出之间，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困境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的广大斯里兰卡中下阶层更容易对社会痼疾、现状心生不满，经济危机便转化为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