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播出的湖南卫视民歌竞唱节目《春天花会开》成为了今年音乐综艺中特殊的存在。继第六期选手“双向奔赴”带来不同风格的民族歌曲之后，最近播出的节目开启团队作战模式，身处不同阵营的选手用全新改编的歌曲，为民族音乐的时代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尝试。《春天花会开》的热播，也引发了争议，这究竟是适应时代发展而传播民歌的新方式，还是对传统民歌精神内涵的背离？

现状

　　听民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民歌植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土壤，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本土化音乐艺术形式，凝结着全体劳动人民的智慧。然而，如今的年轻一代不怎么听民歌，是不争的事实，对其认知也往往停留在初级层面。相较于流行歌曲，民歌的传播渠道较为局限，原本来自民间的民歌逐渐“曲高和寡”。在《春天花会开》片头的采访中，有年轻人甚至认为民歌是“非主流”的存在，这正说明了民歌与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群体之间存在着认知隔阂，不少年轻人对民歌存在审美断层。

2021年9月，《春天花会开》总导演王蕾刚开始筹备这档节目时，最早定位为国风，随后才确定为民歌。筹备初期，要做成什么样，王蕾和导演组并不非常明确，但不要做成什么样，王蕾很清楚，“《春天花会开》一定不是只比唱功的青歌赛，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让民歌走入寻常百姓家。”王蕾认为，从节目制作的角度出发，民歌可以吸引老、中、青不同年龄层群体，而相较于定位宽泛的国风主题，民歌的定位更精准，也有更强大的群众基础与文化底蕴。

《春天花会开》的推出，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使命意识，那就是如何在文化多元的当下，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在节目形式上，《春天花会开》以民歌改编竞唱为形式，召集28位（组）选手参与，并由雷佳、华晨宇、谭维维三位知名歌唱家、音乐人担纲“伯乐”。节目组邀请不同年龄、地域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知音团——从出生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收音机听友”，到80后的“磁带听友”，再到95后、00后的“互联网时代听友”。

　　争议

　　传统民歌能否加入流行音乐元素

《春天花会开》开播至今，争议一直不少。节目中改编东北民间小调《新货郎》，因为加入RAP等流行音乐元素，就被不少观众认为已经不是民歌了。改编是《春天花会开》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在创新的同时兼顾民歌本身的意蕴，呈现出二者和谐相融的全新作品。在节目中担任“伯乐”的雷佳直言，《春天花会开》呈现的一些歌曲，不完全是我们讲的“传统民歌”，而是民歌在当下的一种演变和创作新方向，“无论这种尝试的结果能否被大家认可、接受，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它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吸引更多人走进民歌、了解民歌。”

争议也正是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节目组并没有回避争议，而是积极展开对话，邀请“伯乐”、观众、乐手一起阐释对民歌改编的理解，搭建起一个围绕民歌及其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对话与分享平台。众口难调的问题一直存在，MILK乐队改编的《鸿雁》，在节目组内部得到一致喜爱，但在现场，“互联网时代听友”表示很喜欢，“磁带听友”却反响平平。

在中国音乐的舞台上，民族音乐应该有一席之地，一档综艺节目对民歌的推动作用终究有限，但终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乐评人张益鸣的看法是，总有些声音抓住“原汁原味”不放，总有些人抓住“方言演唱”不放，抓了这么多年，民歌的处境似乎也没有多少转变。他直言：“我们把民歌放进盒子里珍藏了那么多年，但其实每个时点，都是探索民歌创作最佳的时点，而现在，恰好有更多的当代年轻人愿意投入民歌新创的工作中。”

　　难点

　　改编如何保留

　　民歌的“精神内核”

尽管尝试加入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等元素，但《春天花会开》的民歌改编，绝不是简单的音乐堆砌。参与节目的青年音乐制作人郭曲直言，民歌与各种音乐的融合，不是一个“包装”的过程，没有听众会为“简单嫁接”的作品买单。正如谭维维所说，“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雷佳则更加深刻地指出，对于民歌的改编更是要了解民歌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因为这些歌曲都是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创新的。

在郭曲看来，改编最大困难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尺度，让作品既保留经典音乐的精神内核，又具备恰当的音乐语言，“我们要有谨慎克制的原则，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急着创新。”在改编《乌苏里船歌》时，郭曲几乎完整地保持了整首歌的音乐样貌，“原作品对人们的自在快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不必有‘画蛇添足’的改变。”

制作《春天花会开》，让王蕾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民歌里藏着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同频共振与情感回应。王蕾说：“我们所做的，就是唤醒它，让民歌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这种“唤醒”，具体到郭曲的改编，就是“不刻意，要自然而然”。郭曲改编的民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中一段平和而温暖的小号声，他说：“没有特意拟定的意境和专门预设的情感，就让音符本身去和观众交流吧，让观众把自己想要的真实情感放上去。”

北京晚报 记者 徐颢哲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