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虽然在小说《围城》里，钱钟书通过塑造方鸿渐这样的人物，对当时的一些留学生在海外获取学位“镀金”的现象给予讽刺，但像方鸿渐这样买假文凭糊弄亲友的“留学生”，不能概括所有人。
翻阅《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这本书，可以看到，在方鸿渐的时代，有不少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是纯粹为了学到真知识，真本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心非常真诚。很多人都将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比如我国著名光学家龚祖同1934年到德国入柏林技术大学（即柏林工业大学），两年后以“优越毕业生”的荣誉毕业，并获得特种工程师的称号。毕业后，龚祖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回国，为民族效力。
书中还有众多留学生通信、回忆，以及中国留学生后来行迹记录，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比比皆是。
2022年3月，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历史学博士金富军撰写的《清华大学留学管理研究（1909—1949）》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金富军以1909—1949 年间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等不同阶段清华对留学生的管理为主线，梳理了包括留学生考试选拔，留学生选习科目设置，驻外留美监督处的设置、人员与职能，对留学生思想、经费、学业及生活的常规管理，留学生归国服务管理等方面，并且对20世纪30-40年代有代表性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制度进行了个案分析。
为此，金富军翻阅了大量报刊文献、个人文集、回忆录、日记、书信、研究论文和著作，不论是整理成书的，还是埋藏在文、理、工各种杂志或学位论文之中的，只要与该论述主题相切合的材料，都囊括进来。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蔡乐苏在序文中说，书中“充盈着一种凝重的力度和精度，给人一种平实、真实、扎实、切实的可靠感和诚朴感。……我一字一句读下来，对清华数十载留学管理的来龙去脉不仅了然于心，而且信中充满了对清华前辈爱国敬业的景仰之情。”
1984年，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和史学家的洞见，在《三松堂自序》中深刻地指出：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承认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中国要赶上去。这是鸦片战争中，中国用鲜血得到的教训。同治年间，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主张选派聪颖幼童到西方去留学，先学语言文字，后学科学技术。他们曾经派了一些人去。后来觉得，这个办法太浪费，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科学知识，是可以在国内先学的。最好是在国内先办一些预备学校，给那些幼童们先打下基础，然后再到西方留学，直接入大学，可以缩短留学年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大学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办的。与其派很多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不如请少数西方大学教授来帮助中国办中国自己的大学。这样，中国的大学教育，可以比较普及，而中国的科学技术也逐渐可以独立自主。这三个步骤，就是中国近代学术逐渐独立自主的过程。清华的校史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例证。
2022年5月，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清华大学校史馆担任副馆长、历史学博士金富军。
看这些早期的资料，我的感受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后人怀古，异世同情。虽然我们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能够通过他这个文字能够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能够感受到他那个脉搏、脉动到底在哪。我们20年代清华校友就说了：清华的职责有两个，一个是利用知识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第二的话架起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我认为，这个问题到现在并没有过时，到现在还是立得住的。以清华为代表的留学生的派遣向西方学习，留学生回来以后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然后逐渐发展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术文化，这个过程我认为应该是主动学习引进，水平不断提高，达到一种双向的交流，双向的互动，这一个历史的常态。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民族的强大，一定是开放的对外学习与交流，而不是闭门造车、固步自封。
在清华做校史研究，有自己的优势。清华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在111年办学过程中，清华大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清华大学是中国极有代表性的大学，因而清华大学校史，学术界、社会上都极为关注。从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可以不囿于清华大学一校，而可以向国内外很多高水平学者学习。其次，清华一贯很重视校史工作。1959年就成立校史编写组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校史编研。学校已经形成了重视校史的氛围和传统，这也有利于我们校史工作的开展。
虽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西方大学制度的学习和引进，但重视大学校史，却有来自中国传统的影响。在国内很多大学都有校史馆、校史展，很多学校也都有校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专职人员，这点和西方国家大学不同。
在中国大学，无论是专职的校史工作者还是兼职的校史工作者，基本都不属于教学科研系列，而在学校职能部门或者直属部门。也就是说在定位上，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教育史专家曾戏称写大学校史类似写“家史”、建校史馆类似建“祠堂”。这种类比有调侃成分，但也能反映出一部分专业的教育史研究者对现在大学校史工作现状的看法。就我个人感觉，校史研究还是要有自觉意识，要将校史研究历史化和学术化。
在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清华大学仍坚持选拔和派遣留学生，1941、1944年举行了第五、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考送39名留美公费生，并资助了48名津贴生。此外，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积极响应政府间留学生派遣合作计划，推荐优秀人才参与计划选拔。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通过考试推荐樊畿作为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的留法公费生赴法留学。1943年，西南联大向教育部申请选派两名西南联大学生赴印度留学，得到教育部批准。但囿于档案，未看到具体派遣资料。
我这本书主要考察清华对学生的选拔派遣，不涉及教职工的出国。在我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学校公费派遣陈梦家的资料。我看方继孝先生（《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作者）的文章，1944年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学的工作，陈梦家入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赵萝蕤则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
美国“退款办学”意在加强其在中国的影响，这点无可讳言。但这笔钱本身就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客观地说，“退款办学”为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早年，清华学生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清华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之役。知耻而后勇，无论身处异域，还是留学回国，广大留学生时时不忘克尽自己使命，以知耻而后勇的精神刻苦求学和工作。1935年8月25日，在美学习的张光斗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到：“在此美人对国人颇轻视，常以中日事件讥讽吾人。生只能忍受，自加勉励，埋头求学以备异日为国家尽力，而精神之痛苦非在国内所能受得者。”翻检众多留学生通信、回忆，以及中国留学生后来行迹，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比比皆是，让我深受教育和感动。这些学长是将爱国之情、救国之志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同时，我也深深感受到，只有正视自己的不足，知耻而后勇，以开放的心态，激发内在动力去学彼之长、补己之短，才是推动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光明正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