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先生（1904-2005）文学生涯早期的代表作，那么，《随想录》就是巴金先生晚年创作的高峰之作。他是在1978年12月那个刚刚提倡“思想解放”的年代开始动笔，想把“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夺回来，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但“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他在书中反思历史、解剖自我、回忆过往、怀念友人、论文艺创作、谈中外交流，留下了这部内容朴实、感情真挚的“讲真话的大书”，书中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出其思想的深刻与可贵，巴金先生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随想录》共分五集，分别是《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收录150篇文章，42万余字。1979年12月至1986年12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初版，1980年6月至1986年12月各集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还多次出版过合订本、线装本、手稿本、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个译本在世界各地出版。这使得《随想录》在全球各地都有众多的读者群落，正好应遂了巴金先生的心愿：“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指读者）告别，同时献上我的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着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要弄清《随想录》的创作缘由并不难，巴金先生曾有过一段夫子自道式的告白：“《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可见巴老在动笔写作《随想录》时，就没想过要发表一番惊人之论，也不愿意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他只是想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他说：“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值得一提的是，《随想录》第一集出版后，香港大学七位大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发表总题为《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一文（《开卷》1980年第9期），认为《随想录》中的文章“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还有人责备巴金在三十篇文章中出现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对此，巴金清楚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香港年轻的大学生们没有经历过“十年浩劫”，对“牛鬼蛇神”“斗私批修”“精神贵族”这些名词没有切身的体验，因此无感乃至茫然，这也是很多年轻读者的共同感受，对此，巴金先生语重心长地讲述自己的观点：“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四人帮’绝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绝不会让自己再犯错误。”这些话，字字千钧，正是《随想录》这部大书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