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宣布任命国际制裁专家理查德·奈菲（Richard Nephew）担任“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

理查德·奈菲（Richard Nephew）。

拜登政府上任后，高举民主大旗，并将反腐作为其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2021年底，在美国策划的“领导人民主峰会”上，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设立专门职位“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计划实施美国反腐败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奈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曾任伊核问题的制裁专家，以美方专家身份参与过伊核协议谈判。

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政治献金、政治游说、“旋转门”、赦免市场等等，独具特色的“美式腐败”套路长期大行其道，根植美国政治土壤，腐败已成常态。

美国国内政治“越反越腐”，其根源在哪？任命国际制裁专家为“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美国意欲何为？

文 | 杨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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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老手”

美国虽建国仅200年左右，其腐败问题却由来已久。从统计数据上看，仅在19世纪，美国腐败就经历了1840年前后、1857-1861年和19世纪末3段高发期。这与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独立之初，美国政府公职者任命遵循品德良好、诚实高效工作的原则。1789-1828年，联邦政府公职基本上归属于有名望、有学识的绅士阶层，上流社会垄断政府公职。1829年，时任总统杰克逊为促进民主，推出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简单地说，就是依据党派关系分配政府公职。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候选人把政府官职分配给那些曾帮助其胜选的人，公职任命不以能力高低为准，而以效忠程度为据。

这种选官制度虽为普通公民提供了直接参与政务的机会，但毕竟僧多粥少，求差谋职者如过江之鲫。结果，效忠沦为口号，献金成为决定公职任命的最大因素，与之伴随的是官员素质和行政效率下降。

“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是美国早期政治腐败的又一典例。其核心在于一个被称为“老板”（boss）的群体，他们扮演着政客与商人、利益集团或选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不仅为政党候选人筹措竞选经费、征集选票，有的还亲自出马参与竞选，胜选后继续利益分赃。

与此同时，联邦和州政府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上的公共资金投入大增。比如，1826年，纽约完成伊利运河修建，交通枢纽地位提升，他州不惜贷款，仿效竞争。各级政府支出范围扩大，贪官污吏有机可乘。随着南北战争爆发，联邦政府各项开支激增，官员对公共资金的支配权继续扩大，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上百亿美元被浪费在伪劣军事产品上。

战争结束后，美国经历了一波经济高速增长。1870-1913年，美国GDP总量增长2.4倍，在世界GDP总量中占比由8.9%增至19.1%。政府财政收入激增，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均财政收入是60年代的2.45倍（按2000年美元计算）。城市化进程推进，1860-1890年城市人口增加1800万，继续带动市政规划大规模投入。

经济增长使得公职人员在腐败交易中的获利增加，市政建设又赋予其以权谋私之机。适逢美国工业转型，大企业主占据经济优势地位，得以贿赂政府官员制定、推行有利于企业的政策。商人集团收买、控制官僚集团，相当于经济支配了政治。例如，187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给国会议员大量股票，以阻止国会调查其在修建铁路中的腐败行为。

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不同，当时美国的法律法规建设并不健全、相对滞后，针对腐败行为的惩罚措施过于宽松，处理具体案例时的弹性很大，腐败行为难受约束。

种种因素叠加，最终导致腐败蔓延。一时间，大型垄断公司通过贿赂、收买等不法手段，干预美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