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月的年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会公布最新的全国人口数据。按照这一惯例，国家统计局将于1月17日公布2023年全国人口数据。学界预测，继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后，2023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程度会继续加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提出，近12年来，中国先后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和人口总量达峰两个重大转折点，当前我国的人口总量已处于峰值期，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下降趋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最初时期常伴有人口增减交替的波动。按人口规模性变化和“三年疫情“影响，2023年人口负增长会比2022年更甚，但2024年，生肖龙年和“三年疫情”生育反弹，人口负增长可能缓和一些。

人口总量未来将长期保持下降趋势

《中国发展报告2023》我国人口问题做了专门论述，在名为《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的专题章节中，报告提出，中国的人口变化总体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受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进程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具有自身特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

报告称，中国人口减少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结果，但中国工业化速度更快，导致人口减少也出现得更早。

数据显示，英国、德国、日本实现人均 GDP 从3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工业化过程分别用了159年、88年和49年，而中国仅用了24年。相应地，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对应的发展阶段也更早，英国、德国、日本分别出现在其人均GDP为19000美元、20000美元和3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出现在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报告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也使中国生育水平下降更快。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5.5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用了20年，东亚国家平均用时30年，世界平均水平从5下降到当前的2.3用了58年。

报告称，总和生育率是影响人口总量趋势的关键变量，近几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略高于1的水平，2022年为1.075,低于理论上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对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多数机构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保持在 1~1.5的水平，当前人口总量已处于峰值期，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下降趋势。机构普遍预测，到2035年中国总人口在14亿人左右，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在13亿人左右。

原新认为，长周期人口负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一直都在。2023年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加剧，60岁及以上大约3亿人左右，老龄化水平21%上下。

低出生率主导中国人口增速放缓

报告称，出生率延续降低水平将主导中国人口变化的长期趋势，预计未来年度出生人口约每十年下一个百万台阶。

1990年之后，中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增速放缓”的阶段。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65年起长期稳定在6‰~8‰的低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22年为7.4‰。同时，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平均的33.6‰降至20世纪90年代平均的17.6‰，2022年进一步降至6.8‰，低出生率主导了中国人口增速放缓过程。

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导师金牛对第一财经表示，预计2023年人口总量将保持负增长，而且程度会略微加深，2022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当年出生率首次低于死亡率，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首次出现。只要未来生育率低，出生人口就会减少，负增长就会持续下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死亡率呈现平稳低水平，出生率倒是变化幅度相对较大。死亡率在2020年及之前都保持在7.07‰左右，2021年为7.18‰，2022年为7.37‰，而出生率在2020年首次低于10‰（8.52‰），2021年为7.52‰，2022年为6.77‰，低于7.37‰的死亡率。

报告认为，未来出生率可能将延续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结婚年龄延后，2010-2020年，中国初婚平均年龄从24.9岁升至28.7岁。

二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从2017年的1.76个下降到2021年的1.64个，其中“90后”“00后”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呈持续下降态势。

三是育龄妇女减少，未来15年内15~49岁的生理育龄妇女规模年均减少286万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社会传统文化影响，实际育龄在20~40岁，实际育龄妇女将年均减少191万人。四是不孕不育比例偏高。

报告称，中国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人口素质提升等趋势性特征。面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重大变化，建议实施包括延续人口数量红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五方面战略举措，创造条件使人口变化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正面影响最大化、不确定影响尽可能转化为正面影响，以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