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上海发展的线索，描摹上海的历史风情。

如何用最少的文字，将大上海的发展脉络说清楚？

沧海桑田、筚路蓝缕，终成“上海”，这是一部袖珍的上海通史。

“发现闵行之美”系列丛书诵读活动第十二季，我们邀请了沪语播音员来诵读《上海小史》。你将听到的是《水乡稻文化渊源》……

朗读人：原闵行广播电视台播音员晨音

稻作文化是江南水乡文化的源头。《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nòu），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这就是说，居于亚热带地区的古越人有着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上天的恩赐既丰厚又稳定，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生长出所需的一切的大地上，“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果献赢蛤”都由大地提供，稻作文明的特点非常显著。

中华文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稻作文明，它之所以能存在万年以上，一是发明了人工取火；二是发明了种植业。水稻种植的发明，是一个跨时代的大事件，稻作文明让中华民族率先进入到产食经济时代，产食让中华先民们初步具有了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有了产食经济为支撑，远古先民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渔猎和采集上，成天为填饱肚子而劳碌；由于食物有了初步的保障，他们有了精力和时间来观察天地和思考人类自身。所谓人类文明，就在思考和规范中点亮了未来。

民国初年上海郊区稻田里插秧的农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吴越之地的先民依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体现了农耕民族对土地的珍惜，对大自然的尊重，对天地的敬畏。同时注定了农耕文明尚和平节制而不尚侵略掠夺，并延伸出敬天爱人、尊道贵德的和平、和谐价值观等，这和游牧文明、西洋工商文明表现的贪婪掠夺、征服杀戮有着显著的区别。

太湖流域的江南水乡，水利资源丰富，种植水稻历史悠久。从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和查山遗址来看，人们主要聚集在地势比较高爽的区域。早期的稻作栽培，“火耕水耨”，人们可以控制水流，却不至于形成大规模的水旱交替。《齐民要术》引《周礼·地官·稻人》条下的井田系统，说稻田之“作田”，就是所谓“塘浦圩田”，有了水利系统与圩田系统，才有火耕水耨等植稻技术。

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也不能排除木器工具。“耒耜（lěi sì）”，传说为神农氏所发明。它以“斫（zhuó）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是用一根长柄（耒）安在一个尖形铲（耜）上。耜初为木质。后来有了铁，改为铁质，耕作效率大大提高，这就是最原始犁的雏形。用它可以翻地、播种、中耕。唐陆龟蒙著有《耒耜经》，记载犁的演变。后来把“耒”部分改为弓形，更符合力学原理，与现代用的木犁大体相同了。用牛拉犁进行耕作，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国语·晋语》记载有：“宗庙之牺，为畎（quǎn）亩之勤”，反映了牛耕已经作为一种先进的事物受到重视。

耒耜的发明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播种用农具则有西汉的楼犁，楼犁由牲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耕地整地，耕翻土地，破碎土垡，平整田地等。从耒耜到畜力犁，开启了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经过先秦，到汉代的畜力犁已然最重要的耕作农具。魏晋时期，江南一带已经形成犁、耙、炒（chào）的水田耕作体系，这套耕作体系在宋代已臻于成熟，北宋时期还出现了秧马——一种拔稻秧时乘坐的专用工具。

尽管学术界对稻作技术的时间节点尚存在争论，但可以成为定论的是，当时太湖流域确实活跃着一支擅长稻作农业的原始先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勇敢地开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农耕民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重农轻商、安土重迁和性格平和。《管子·轻重篇》中记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铋（yáo）一镰一椎（chuí）一绖（zhì）然后成为农。”先民们对于稻作工具的奉献，不断丰富着水乡农耕文化。在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太湖流域，特别是吴淞江沿岸的原野和泾浦及水塘间，留下了他们雄浑有力而经久不衰的生命之歌、农耕之歌。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当年伏羲、神农曾在太湖边传播百谷。太湖畔流传着一首颇耐寻味的吴歌歌谣，世世代代传唱在吴地农民的口中：“伏羲神农驾金龙，九龙山下五谷种，传下五谷救万民，万民万代谢羲神。”正因为有了稻米，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1930年代上海郊区百姓在水田里耕作的情景

农民拔秧用的坐具，也称秧船或秧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