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古美》杂志自2018年起，由古美路街道社区党群办主办，以纪实特写、口述历史、回忆录、散文、故事为主，围绕社区文化主题，讲述古美人、古美社区的故事，既有生活点滴，也有名家大作。“今日闵行”推出系列选篇，让我们和《大家古美》一起，植根社区、共襄人文。

我的父亲钱一平

一

1931年4月26日，这是父亲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年父亲才7岁，像往常一样，每逢休息天，爷爷都会从南京赶回上海探亲。每次爷爷回到家里都很晚了，父亲总是已经熟睡了。可是，这一天的深夜，父亲在睡梦中被惊醒了，爷爷把他从被窝中拉了起来，迷糊中听得爷爷在嚷嚷：“快点，快点起来！睡到别的地方去。”

看到爷爷神情严肃，动作紧张，父亲被这异常的情景所吓呆了。父亲问奶奶：“我还没睡醒，做啥要把我拉起来？”奶奶说：“别多问，出事啦，你爸爸立刻要跑。快！我们要住到外面的旅馆里去。”

父亲看到爷爷临别前把一封信交给奶奶说：“我马上要走了，娘和孩子你多照应，别的话我没时间多说了。万一他对我们家不利的时候，你就把这封信公开！”

父亲曾告诉我：“那时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爷爷离家后，在陈伯伯和李伯伯的帮助下，你奶奶带着我和两个弟弟，还有我的奶奶住到了一家小旅馆。以后的日子，家里过得很是艰辛，我的两个年幼弟弟也因为生病而夭折了。”

父亲以为爷爷很快就会回家的，不料，过去了好多年，爷爷仍没有回来。期间，父亲一次次地问奶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但奶奶总是含泪摇头。

爷爷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回家？父亲因为年幼一直没有搞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奶奶和伯伯们才把爷爷的事情慢慢告诉了父亲，父亲终于知道了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爷爷钱壮飞

原来，爷爷钱壮飞是潜伏在国民党南京最高情报部门：国民党中统调查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1931年4月25日，这天是周末，徐恩曾照例去上海会情妇了。晚上爷爷值班，突然接连收到了来自武汉情报站发给徐恩曾标明“亲译”的几封绝密加急电报。爷爷就用取得的密码本破译了电报内容，电报内容立时震惊了爷爷：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顾顺章已叛变，明天上午将从武汉乘坐军舰启程，27日上午赶到南京即面见蒋介石。

十万火急！因为顾顺章熟悉和了解上海地下党的所有情况，当时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等领导人都在上海。这关乎中共中央机关的生死存亡，必须抢在顾顺章到南京之前把情报送给上海党组织。爷爷马上安排地下党交通员刘杞夫，要求刘杞夫务必要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里（刘杞夫是爷爷的女婿。平时，姑姑钱椒、姑父刘杞夫、大伯钱江和爷爷一起住在南京）。

当时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至少需要八个小时，刘杞夫乘坐的是26日凌晨的火车。

刘杞夫能否找到李克农？爷爷忧心如焚，考虑到情报的紧急性和重要性，为了确保情报必须万无一失递送到上海党组织手里，刘杞夫走了没多久，爷爷就搭乘了26日清晨的火车急急赶赴上海。当找到李克农已是晚上深夜了，得知上海党组织已接到刘杞夫的情报正在安排撤离，爷爷这才急急赶往家里安排家人转移。

爷爷为了保护家人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离开南京时留了一张字条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大意是：政见不同，望不加害家人，否则将把他的违法之事公布于众。而爷爷临别前留给奶奶的那封信就是关于徐恩曾违法的内容。

徐恩曾忌惮爷爷手里掌握的证据，故不敢对爷爷家人下手。但姑姑和姑父因爷爷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了监狱（当时姑姑还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以及徐恩曾忌惮爷爷手里有他违法乱纪的证据，故，姑姑夫妇俩坐了三个月牢就出狱了，但不得不离开上海辗转回到了姑父刘杞夫的湖南老家。

姑父刘杞夫于1945年在湖南病逝，姑姑钱椒解放后带了五个孩子回到上海和奶奶一起生活，于1975年病逝。

1939年，地下党把父亲护送到了重庆，那年父亲15岁。在重庆，父亲见到了久别的哥哥钱江。不久，又在党组织安排护送下，父亲和哥哥钱江、叶选平（叶剑英之子）、李梓（李克农之子）等一同去了延安。

有一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和邓颖超把父亲叫了过去（大伯钱江正好不在），周恩来告诉父亲：“你爸爸为党立了三次大功，保存了党中央。这次是最大的功劳。”最后又告诉父亲：“你爸爸已于1935年3月在长征途中牺牲了。”父亲得知后伤心地哭了好久。

二

爷爷钱壮飞在南京调查科工作期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回上海，当时父亲不理解为什么不搬到南京去和哥哥、姐姐、爸爸一起住。奶奶告诉父亲：“你爸爸有这么多伯伯，每个礼拜要碰头商量一些事情，省得伯伯们上南京了。”

直到多年后，父亲才明白了：姐姐（钱椒）夫妇、哥哥（钱江）和爸爸一起住在南京是党的工作需要，而奶奶带着我兄弟三人住在上海也是党的工作需要：方便爸爸每周以探亲为名回上海和党组织碰面，而碰面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打麻将”。

全家合影，后排右一父亲钱一平，左一母亲，前排右一作者，右二作者的弟弟

父亲告诉我：“你爷爷一回到家，家里就多了几个伯伯，有一个陈伯伯（陈赓），因为总是戴着一顶皮帽子，你奶奶就叫他‘皮帽子’，我也就跟着叫他皮帽子伯伯。还有两位是李强和李克农伯伯，李克农整天戴着太阳镜，奶奶就叫他‘瞎子’，还有胡底伯伯和罗瑞卿伯伯等。每逢伯伯们打麻将，你爷爷就让我去门口坐着，并关照：留心点，别贪玩，有人来就敲门。”

父亲说：“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天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就撑着伞‘站岗’，冻得发抖，你奶奶特别心疼我。其实我很乐意做这份站岗的差事，因为你爷爷每次都会表扬我，说我是好孩子。”

父亲还告诉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路过的叔叔掉了一个铜板，等那位叔叔走过去后，我就捡了回来。事后，我告诉了你爷爷。不料，你爷爷就给了我一巴掌。当时，我委屈得大哭，但自那次以后，我知道了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

1941年，父亲钱一平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书（延安大学的前身），伯父钱江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父亲毕业后就进了延安兵工厂。

上海解放前夕，父亲随军管会回到上海，解放后去北京纺织部工作多年，调回上海工作后，我们一家就和奶奶、姑姑钱椒一家一起生活。在这期间，父亲先后担任上海纺织局化纤公司经理、上海市协作办副主任、上海市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等职。

父亲钱一平在上海化纤公司时工作照

1954年父亲在北京成了家，1957年我在上海出生。

作者：钱征（古美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