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单”一词，据说最早应是“埋单”，起源于粤语地区。此词后来逐渐“北漂”，到了上海之后，上海人好像更接受与之谐音的“买单”。通常，对于临时起意的饭局，在做东人尚未明确之前，“买单”似乎是一个敏感词。桌上如果尽是客客气气的知友，可能相互会争着买单；如果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腻友，那最好赖着对方买单；若遇上临时拼桌，彼此来路不明或是朋友之朋友，那么“买单”一词就有点难言，甚至谁都不愿先提，因为谁开口先说了，那么就恐怕有承担它的义务，可是，谁愿花这笔不明去路的“冤枉钱”呢？

记得周黎庵先生曾写过一文，说两人在餐馆你推我扯地争着买单，费了好大劲最后总算分出胜负，然胜出的一方，脸上并非有真心的喜悦，相反倒是悻悻然的失落。

这倒也不尽然。遇上诚心要买单请客的，莫名被别人“抢了单”，也是很没面子的。沪上名家得涧先生，时常做东邀宴，以前曾有学生悄悄买了单，先生则大为不悦，虽一再关照然收效甚微，后索性与餐厅上下严正申明，但凡先生做东，买单非他莫属。从此滴水不漏，别人再要抢单就抢不了了。同样事陆灏兄也告我一例，说以前香港何振亚老先生来沪，约了他们几位文友吃饭，餐毕，座中毛教授要去买单，老先生死活不让，差点跟她急：“我好不容易召集了这批朋友，岂能被你买去？你要买单自己重新再召集！”

可见，买单还是自有它一定的规矩，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首先，也是最被大家所接受的，就是“谁召集，谁买单”。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王映霞于上海四马路的聚丰园，就召集了一场可载入现代文学史的饭局，出席者鲁迅，达夫兄嫂、柳亚子夫妇等。席间柳亚子向鲁迅先生求字，于是则催生出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其后鲁迅在给柳亚子书写的律诗条幅上，落款还特意注明“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毫无疑问，郁达夫即为召集者和买单人。

除了召集人以外，还有一条买单“潜规则”是“谁钱多，谁买单”。当然这里的“钱多”是指比较悬殊的落差，如果我三千你五千的，那都算是“脚碰脚”，不在此列。上海人过去通行一条“吃大户”原则，应属此条。我曾听徐建融教授说过，他年轻时从谢稚柳游，在他印象中，所有饭局几乎都是谢老买的单。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今学生比老师大大有钱的多了去，但在从前，老师总归比学生有钱，如谢老这样的“大佬”，在穷学生眼里就是“大户”。就好比当年二十岁出头的沈从文遇上郁达夫，那时沈刚到北京，饭也无着落，郁达夫请他就近的小饭馆饱餐一顿，并拿出一张五元大票买单。其实郁自己也不宽裕，但在囊空如洗的沈从文眼里，就算是个“大佬”了，何况郁达夫也确有“大佬”风范，一顿饭吃掉一元七角多，他将买单找下的三元多全部给了沈，这情景让沈从文足足感动了一辈子。

上述的买单原则之外，我觉得还有两条似也可参照，即“谁地盘，谁买单”和“谁得益，谁买单”。前者如作为东道主迎接访友，尽地主之谊也是常理；后者如某人额外获奖或请托事成，为此而庆，买单自然亦当仁不让。当然，这些都必须在无专门召集和邀约的前提下，如事先另有约定，那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否则就乱了规矩。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贾植芳先生的一本《狱里狱外》，说他在狱中曾与邵洵美同囿一室。邵洵美那时哮喘病严重，且年岁渐老，自感出狱渺茫，某日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邵托的两件事中的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上海，蔡元培、宋庆龄等接待他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宴，那买单的四十六块银元，就是邵某人出的，但第二天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邵洵美的名字提也未提……

且不论此事与当年实际究竟误差多少，总之，邵洵美对自己做一次“无名英雄”的买单非常不爽。虽说买单事小，然也必于“名正言顺”方得心安，否则耿耿于怀，一生郁结于胸，元气必然大伤。

廿多年来，我参与印家陆康先生燕饮无数，知陆先生有一规矩，但凡召集者变更或途中另有人悄悄买单，其必会在饭桌上“官宣”一下，再举杯致谢。如此，既让来者吃了明白，也不让买单者不明不白，皆大欢喜。我想，若是时光前推数十年，让邵公子遇上陆公子，定不会有那遗憾矣。（管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