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有关的一些说法实际很不严谨。

《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本书影

由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下简称《茶花女》），是“西土说部入华第一策”（朱羲胄《茶花女遗事一卷》按语）、 “译介到我国来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第一部被翻译引进的外国长篇小说”……上述说法，许多人通常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实际很不严谨。

林纾

依据“外国文学作品”概念，且不说钱锺书断言美国诗人朗费罗《人生颂》是最早的汉译（后有学者指出，最早的当数英国诗人弥尔顿《论失明》），光就范围缩小至“外国长篇小说”而言，也轮不到《茶花女》——1873年刊载于上海《瀛寰琐记》月刊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1875年就结集出版了！

事实上，《意拾蒙引》（《伊索寓言》汉译本已于1840年出版，只是由于从前人们一向不把它当作文学作品看待而少有提及。不过，上世纪中后期国内几家出版社联合出过一套著名的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其中就有《伊索寓言》。按那个收罗标准，它才是汉译老大。

不管怎么说，论及社会影响和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茶花女》堪称厥功至伟。倘若冠于“外国小说名著”之名，把它定义为“第一”“最早”，谅无疑问。

一个执念于保守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上一个艳情故事？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小引》解释道：“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家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注意，这里林纾隐瞒了一个事实——老友、出版赞助人魏瀚的作用。

魏瀚

后来，林纾在“足本《迦茵小传》题词并序”中作了补充：“秋气既肃，林居寡欢，仁和魏生，时时挟书就余谈译……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其中，王子仁即王寿昌，号晓斋，留学法国，时任马尾船政学堂法文教习。那么，林纾闪烁其词间是暗示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得从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中去找：“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也……一日，季渚以告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见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238页）魏季渚，即魏瀚，留学法国，马江船政局工程处的总司造船（总工程师），著名造舰专家。

文明书局版插图

原来，林纾给魏瀚开出一个先决条件——“游石鼓山”。对魏瀚来说，此乃小事一桩；更重要的是，魏瀚想让老友借译事来排遣丧妻后的“寡欢”，故而欣然接受。林、魏、王能精诚合作，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魏是中间人兼赞助人，且三人同乡（福州）。蹊跷在于，黄濬那时才八九岁，其说靠谱吗？黄濬写道，“予盖闻之于季渚先生哲嗣子京云”；而且林纾之于黄濬，既是父执，也是同乡，还是邻居，关系极近。

但有一点黄濬说得不确——“书出而众哗悦”。《茶花女》最早的版本，即“福州吴玉田镌字”本，仅印100部，分送林、王、魏三家亲友传阅，并没大卖和轰动。是故，魏瀚表弟高凤谦（梦旦）写信给《昌言报》老板汪康年：“《茶花女遗事》系王子仁林琴南同译，魏季子出资刊行……尊处若能出雕刷各费，则原版可以奉送。”汪很有生意头脑，为降低成本，放弃旧版，改用铅排，以“素隐书屋”名义委托《昌言报》馆代印出版，才引发广为人知的效果。而真正把《茶花女》推向销售高潮的，是后来的商务印书馆。

文明书局版封面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汪康年在报上刊出售书广告，声称书稿是“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林纾得知后，强烈要求汪再刊一则更正广告——“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云云。

把此举与刻意回避魏瀚一事结合起来，至少可以看出林纾那点复杂的小心思：一是旧文人耻谈资本、金钱；二是看不起“小说”等所谓俗文化；三是对《茶花女》销售前景不看好。然而，商务印书馆向他开出千字十元（当时的十元，大约可买上等白粳米160斤）的天价稿费时，林纾毫不客气，笑而纳之，即使被好友陈衍称为“造币厂”也不以为忤。

可见，在名和利面前，这个“老顽固”还是很懂得“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或“双赢”的道理啊！

除1899年1月出版的“福州吴玉田镌字”本，《茶花女》较早的版本还有：1899年“素隐书屋”、1901年“玉情瑶怨馆”、1903年文明书局等。我持有1903年文明书局本，它虽说不上“珍本”，但勉强可算“善本”。令人惊喜的是，据郑逸梅先生披露，该书“封面吴芝瑛书”。郑老不讲，我还真无从知道呢。（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