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大场，正值雨季，天上时而阴沉，时而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在友人的带领下，撑着伞走进幽静的金皇讲寺进行参观，规模不大的寺院，却是“我国宗教中国化上海教育实践基地”，正举办着“圆瑛大师爱国事迹展”。

展厅约200平方米，分了三个部分，纪念塔展厅、主展厅和多媒体厅，纪念塔展厅供奉着圆瑛大师的指发塔，多媒体厅循环播放着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介绍圆瑛大师的纪录片《佛门狮吼》，主展厅则以图文介绍和档案陈列的方式再现了大师爱国护国的一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面对空前的危机，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这其中包括了一支来自佛教界人士组成的抗日力量。

圆瑛大师生于1878年，福建古田人，为一代爱国高僧。作为其时佛教界领袖，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佛教会理事监事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火速通知了苏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前往位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中国佛教会报到，至孤儿院集中受训，并与上海慈联救灾会商定联合救护办法，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

上海僧侣救护队战事画刊1937年第3期

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僧侣救护队改为就地服务，随即在法藏寺编队，队名“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僧侣救护队”，总队长屈映光，副总队长宏明法师。由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领导，慈联救灾会负责提供物资后勤保障。僧侣队员统一灰色斜襟短褂，束腰，胸前别“佛”字标识（下署队别、法名），左臂套十字袖章。8月14日，宏明法师率领僧侣救护队赶赴战场前线，开启了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页！

圆瑛法师之爱国论[J].海潮音,1926(6)10

僧侣救护队临行前，圆瑛大师作了动员开示，他说：“诸位！现在国难严重，我等僧界同属国民一份子，应尽国民之义务。况救护工作，即是佛教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事业，亦即大乘菩萨舍己利他之行门。诸位发心救护兵民，这就是修行，这就是行菩萨道！望诸位都要抱定‘三大三难’主义，云：第一要抱大无我观念，第二要具大无畏精神，第三要发大慈悲心理。还要坚勇不退，努力精进，过得三个难关，方可完成救护工作——第一要难行能行，不惧不怯；第二要难舍能舍，不贪不恋；第三要难忍能忍，不怨不退。请各牢记在心，如是方能不负国家保护佛教之至意，如是方可实现佛教大乘救世之精神！”

枪林弹雨中，救护队先后奔赴闸北、虹口、宝山、嘉定，以及沪南地区，救护伤兵伤民，夜以继日、奋不顾身，深得前线各师旅的赞扬，上海各大报刊都竞相进行了跟踪报道。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文献，僧侣救护队1937年8月至11月救护伤官兵民总人数为8762人。据当时慈联难委会报告第1期的统计为8262人，其中包含了难民729人。1947年版乐观的《奋迅集》中记录：“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有8272人。”1984年版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1999年版葛壮《宗教和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等先后作引述。上海僧侣救护队营救护送的难民总人数，据1938年3月28日香港《华字日报》为10万人。

谁知大师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19日，大师与弟子明暘法师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第二天《申报》刊登了记载大师被捕情形的报道：“昨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突有日方便衣人员六七人及翻译华人一名，乘坐五四三七号汽车一辆，至大西路忆定盘路东华界门牌四四三号公共租界门牌D字五十号中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法师所设之讲经堂门首，戛然而止，车上日人，即纷纷连袂入内，将正在讲经之圆瑛法师及另一僧人挟至门外，时日方已另派一五一四号汽车一辆跟踪而来，日人等乃将圆瑛等一并推入该车，疾驰而去。”

大师被捕后的情况，明暘法师后来说：“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先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队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救国有罪’。牢房里过了一夜，次晨又将我师徒二人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非常紧张，而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师几濒于危，仍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先师虽身系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审讯外，见缝插针，连续打了三个‘净七’（注：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指在七日内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并绝食，以此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砌在围墙中的圆瑛大师纪念塔（2008年）

日本人囚禁圆瑛师徒长达一月之久后，终于将他们无罪释放，此后多次诱请大师担任“日华佛教会”会长，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遭到圆瑛法师的严辞拒绝，直至抗战胜利。

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与缅甸代表团团长德钦哥都迈亲切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