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2019，我们跨过了无比难忘的十年。

如今，2020伊始。

回顾过往，那些时光中动人的片段和瞬间，都以一种陌生却又熟悉的姿态重新出现。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佳作迭出，不仅以高质量的优秀作品征服了市场，也征服了观众，逐渐赢得世界范围的瞩目。

而参与到电影行业中的无数电影人，他们也以一种坚定昂扬的姿势，继续着自己的成长和人生。

追梦十年，十年追梦。

让我们一起在他们的讲述中，回顾那令人难忘的过去十年。

说起史航，业内闻名遐迩，圈外也拥趸无数。

他是姜文《邪不压正》里那个号称“华北第一影评人”的潘悦然，天真里带着赤诚，骨子里有股聪明劲儿。

他也是爱书如命的编剧，一边慷慨地写着虚构的故事，一边就着自己的伤感和欢喜下酒。

对史航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电影里也有颜如玉。

一切的真实与不真实，都化在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中。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采他的那天下午，史航刚录完《鹦鹉画外音》。

在这档电影频道专门为其打造的节目中，他时常针对影市和影事侃侃而谈。

话语机锋间，是藏不住的犀利；而犀利的边缘，又常常被坦诚和宽厚所包裹。

从业数十年，他换了无数份工作、踏入了不同的“河流”，也目睹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变迁。

今天，就让史航带你走进，

那值得铭记的追梦十年和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以下为史航自述（由笔者整理）：

“2009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2009年，我在北京钱粮胡同的美术馆开讲座。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未来应该是在中戏的讲台上。

但从2009年开始，我就彻底断除了在校园任教的想法，心想：不如就像一个江湖医生一样，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不拘任何一个课堂，也不用非得给学生打分数。

这样的随性自在，也能让自己欢喜。

于是，钱粮美术馆成为了我的“新课堂”，每个月开一次讲座，讲海明威、讲老舍、讲鲁迅。

由于当时要备很多课，也要付出不少心血，所以没那么多时间写剧本了。但这四五年的讲座经历，对我来说收获很大。

我突然发现，在2009年这一年，我开始真正融入网络时代了。

那时，钱粮美术馆有个低调的小讲台、每次我就站在那里，就面对三四十个观众。虽然影响力有限，但逐渐有人开始把讲座录成了视频，慢慢开始传播，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出乎我的意料，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实际上无论是写剧本、写微博，还是办讲座、做主持人，其实都是一种变化。

这种因媒体介质产生的变化，让你与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与原来不同了。

譬如我1997年就上网聊天，2000年就在网上发帖，但直到2009年，我才真正用网络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进行传播。

让陌生人听我说话，这是最难得的事。

“这个人，起码懂得为好的东西高兴”

我在微博的自我介绍中说，“我是一个刷屏鸟，我是一个抄书匠，我是一个推荐控。”

这是真的，这就是我的原则。

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传播者，或者一个镜头，把自己看到的景象都记录下来，把重要的东西反射出去。

当年有个师妹这么形容我，说“这个人起码懂得为好的东西高兴”。什么叫好的东西？可能一言难以蔽之。

但你看我发过的四五万条微博，中间总有些我认为好的东西：很棒的内容、诗词、画等。甚至我跟人吵架时，也能映射出我认为好的东西。

因为只有我觉得它好，我才会跟你急，就是这个道理。

为了普及我觉得好的东西，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丰富一些，除了做编剧，我还跑龙套，上《吐槽大会》，上《奇葩说》，参与我能参与的一切。

因为我不排斥，且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在这个时代，你要甘心做一个媒介，让自己成为一个IP。

不流行如何流传？如何普及？

几年前，电影频道的工作人员找到我，想让我做《鹦鹉画外音》。

当时，我觉得以往做过的传播大致都是偏网络的。

如果能在电影频道做一档节目，就意味着我可以面对一些电视观众，一些可能生活中并不认识我、也不会跟我打招呼的观众，聊聊有趣的东西。

倘若我能做下来，那么我就可以让那些只看译制片、或者某一种电影的人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电影，我也可以尝试看这种电影。

这多棒啊。

做《鹦鹉画外音》期间，我差不多一周得谈一两部电影，一年一百部电影，这也是一种乐趣。

因为新片我都得先看，不看没法做，间接督促了我不断学习。

这些电影中还有不少烂片，看烂片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神农尝百草”。

你脑子会比片子本身活跃，没有沉浸，就像走独木桥，随时随地在想这句台词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写，要是我演这个人我要怎么演，就像一种智力冲浪一样。

这四五年来，《鹦鹉画外音》成为了我独特的阵地。

尽管之前我也做过《每周影评》《史航煲电影》等节目，但《鹦鹉》带给我的收获，也蛮大的。

“姜文是中国有意思电影人第一名”

我不是搞电影的人，最多是评论电影的人。

在我心里，特别欣赏两位电影人。

他们就像圣经旧约和新约的人物，给予电影非常多的可能性，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个是新约中的，象征启蒙和理解的李安。

所有人，他都能理解。

哪怕那些可能为世道所不容的人，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人，他都能以包容和理解的眼光去度量。

另一个是旧约中的人物，象征力量与真实的，

姜文。

我很早跟姜文结缘，大致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

他当时想做《敌后武工队》，跟我聊剧本，聊着聊着我俩思路不一样，吵翻了，就拉倒了。

后来有段时间他又想做话剧《茶馆》，找我改剧本。

我一想，老舍的剧本让我改，这也太胆大妄为了。但转念一想，也挺好玩，你敢找我改，我就敢改。

改完之后，我俩一聊，意见不合，这事也没成。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姜文说“你给我推荐点东西”，我就推荐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也就是后来的《让子弹飞》。

其实，我那时也推荐了《阎瑞生》这个故事，虽然当时没拍，但后来也拍了《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之后，我俩又聚到了一起，就筹划了《邪不压正》，我也在里面本色出演，演了一个影评人的角色。

姜文这个人，我私下把他评为中国有意思电影人第一名。

跟他在一起工作无限幸福，因为他是骨子里有趣又有种。

对我来说，和他聊过的故事，即使他一辈子不拍，我也不会再聊给别人。

因为万一哪天他有了念头开始拍，那就一定要比别人好上十倍。

但与此同时，跟他一起工作也会痛苦，可能所有人都想着从姜文这离开，但最终可能还是被他的魅力吸引，然后留下来。

对姜文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电影。

哪怕是去创造101，去各种地方，只要是为电影，他都愿意。

“我是演史航的一个人”

电影是大众艺术，同其他门类不一样。

比如书画小众是正常的，书画家有脾气也正常。因为一个人买就行，第二人想买，不好意思我还没画呢。

电影得成千上万人看，你太小众了当然观众不买账。但我依然觉得，电影类型得丰富多样，得有不同种的电影，观众的审美才能逐渐提高。

过去十年，我有印象深刻的电影，许鞍华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都很不错，但票房也就才五六千万，这个数字在我心中是一道伤痕型的刻度。

还有一些我失望的电影，反而票房很好，在这里就不说名字了，只是我觉得很遗憾。

这十年形容我自己的状态，用电影《明月几时有》就能概括。

真正理解自己行业性质的人，都知道其实自己是跟别人融于一体的，就像浪一样，无谓哪滴水最有成就感。

我最早的时候叫“北方影武者”，后来去天涯又改名“北方影武士”，都有“影武”俩字，所以我叫“鹦鹉史航”，做的节目也叫《鹦鹉画外音》。

影武者其实就是影子武士，别人可能把你当成“武田信玄”，但你知道你只是在扮演一个身份。

就像姜文之前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演姜文那个人”。老姜说听了之后，对他自己很有教育意义。

我也是演“史航”的一个人，我是史航的替身，也是他的面具。

大家面对一个编剧，一个大V，一个毒舌，但我知道真正的“史航”就隐藏在这些身份的后面。

遇到哪个场合就调动哪个身份出来，即使有拉扯感也没关系，这都是正常的。

“我从未贡献，只是投入”

1993年，我跟孟京辉做一个话剧《我爱XXX》时，我在编剧阐述里写了一句话“欢迎误解，以便普及”。

我觉得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也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

人与人之间交流说话，即使前面都是一样的字幕，那我们也可能理解的完全相反，这很正常。

但普及也是我的宿命。

最近这两年，我在做鼓楼西剧场的朗读会，邀请歌手、明星、主持人前来朗读自己喜爱的文本。当然也有很多奇特的人，比如讲解员、科学家、运动员等等。

我接受所有人的表演，也接受所有人的失误、笑场。

因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连表演本身也是真实的。

我今年48岁，17年在长春，31年在北京。活到现在虽然经历了很多事，但还在努力坚持本能。

环境不一样的时候，一切才愈发显得更加珍贵。这个时代会让贵重的东西变得更加贵重。

我一直觉得，保持悲观才能践行乐观。

凡事往坏处想，反而处处都是希望，处处都是乐趣，每天接受到的都是好消息。

这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少干我不喜欢的事赚钱。

如果这事儿我不爽，那哪怕我付出了99%的心血，说不干也就不干了。

人可以化妆，但不能化舞台妆，要化生活妆。

就像我从未坚守，只是沉溺；

我也从未贡献，只是投入。

倏忽十年，弹指一挥间。

告别了挥斥方遒的岁月，即使青春不再，也犹记得恰同学少年的时刻。

电影以其特有的光影魔力感召了每一个人，让他们心甘情愿折服于它，以充满激情和质感的镜头捕捉世间万物的美。

正如史航所说，作为影评人和编剧的他，或许只是浩渺海洋中的一滴水。

他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以梦为马的中国电影人千千万万。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采访、作者、编辑：娜塔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