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的这个时节，井然有序出名的上海突然有些乱了分寸。 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更不敢互相敬烟了。 走在马路上，人们警惕地互相打量。假使有人面孔蜡黄，一定被其他人躲得老远。 医院里不停有人涌过来。有的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被子、折叠床就去了，要求立即住院。 老上海人大概还记得，那一年，上海甲肝大流行。 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海的甲肝感染者超过35万人，死亡31人，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而这场混乱的源头，是上海人当时特别欢喜的一道美食：毛蚶。一 传染病医院所遭遇的床位紧张问题，只是全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上海各家医院所有的病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而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数以千记。 前面提到的寿幼森夫妇和蒋建新被查出甲肝的时候，恰恰是高峰时期。 所以，他们均被要求回家“自我隔离”，定时来医院配药、验血。 “我有老同学、老同事生过这种毛病的。我印象里，一有这种毛病就被关进医院隔离病房了。”寿幼森说。 “我被查出来以后心想：是不是我也要被关进去啦？人家讲，侬想也不要想了。” 寿幼森住在富民路上的新式里弄里。 听说夫妇俩患上了甲肝，住在楼上的父母和哥哥都有点“警惕”。 “因为阿拉卫生间是共用的。”他说。 “当时姆妈有个老保姆，也是阿拉弄堂的，言话多煞了。阿拉夫妻俩只好缩在亭子间里不出来。”
■1988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刊文谈“甲肝的医院外治疗”。
看到全市的这种状况，市政府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
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口号是“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一时间，工厂的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新建设的小区……甚至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室都变成了临时甲肝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尚未有人入住，也被“征用”了。
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创造出了10多万张临时病床。
寿幼森夫妇所在的单位也在想办法。
他妻子在加工厂工作，隶属于卢湾区百货公司。
“卢百货”把复兴中路、靠近重庆南路的两幢老洋房辟为职工临时病房。
“这种隔离病房，阿拉开玩笑叫‘集中营’。”寿幼森说。
“名额有限，我跟老婆讲，侬快点住进去吧，有正常的治疗总归好一点。”
这个“集中营”，寿幼森去看过。
“有点像电视剧里打仗战备时期的景象。房间里大通铺，靠墙两排床，当中还有一排。没地方睡的打地铺。”
很快，寿幼森的单位也开设了隔离病房。
“相当远，在杨浦区的民府路上。”想来想去，他没有住进去。
“阿拉老婆已经关到‘集中营’里去了。儿子只有4岁，送到丈母娘那里。”
“我假使再住进去，格辰光连BP机也没，两头没法联系。一家人分在三个地方，格事体有点可怕。”
与此同时，蒋建新对口的中山医院住不进去，也在家自我隔离。
过年前家中有了一桩大喜事，但又因为他患上甲肝变得喜忧参半。
“格辰光不是刚刚结婚吗？老婆怀孕了。阿拉两个担心我生甲肝对小孩有影响，差点想打掉。”
更为棘手的是，上海一些孕妇自己患上了甲肝。
巫善明回忆说，刚开始，有些产科医生对甲肝不了解，认为孕妇得了甲肝就要人流。
他和时任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陈如钧马上在全市产科医生会议上宣传，甲肝不会引起胎儿畸形。
许多得了甲肝的孕妇都往传染病医院送，医院里收治了好几十个大肚皮。
■1988年，传染病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甲肝产科病房。/张明 摄
传染病医院还收治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毛毛头”一起住院。
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为了“好白相”，给宝宝舌头上舔了舔。
没想到妈妈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二
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走在马路上，人家不停地在看侬面色。假使侬面孔蜡黄，人家肯定躲得远点。”寿幼森说。
上海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熟人见面也不握手了，更不敢互相敬烟了。
“那个时候招待人最上档次的就是板蓝根了。到别人家去，不上茶的，直接一杯板蓝根泡上，每个人都喝得有滋有味。”宽带山上有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说。
49路公交车穿越半个中心城区，沿途经过7家医院。
时任《文汇报》记者郑重当时去医院采访经常坐这路车。
卫生防疫站的抽样调查显示，车内拉手98%是阳性，带有甲肝病毒。
调查结果公布后，郑重再乘这辆车，发现不少乘客戴上了白手套。
向拉手的地方看去，一片白色。
板蓝根成了上海最受欢迎的药品，各地生产的板蓝根都往上海运。
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
■1988年小年夜，《解放日报》头版刊文，奉劝市民少出门。
对于陈静（化名）来说，这个年更是过得一片忙乱。因为，她在大年夜那天查出甲肝，被“关”进去了。
在发现启东毛蚶有问题之后，市政府已下令禁运、禁售毛蚶。
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市面上仍有漏网之鱼。
几个星期前，陈静和同事聚会时就吃了毛蚶。
陈静那时是上海建工医院的护士。
她回忆说，其实吃的时候，他们医院的甲肝病人已经多起来了。
“听讲床位不够，新买了好多病床。”她说，“吃毛蚶的辰光有点侥幸心理。”
结果在年前，她发现自己有点低热，上腹部有饱胀感。
大年夜这天一验血，果然GPT高了。
这天晚上，陈静的妈妈在家不是忙着烧年夜饭，而是在忙着消毒。
“当时阿拉女儿还小，只有三岁不到。我快点叫阿拉姆妈把所有被头汏脱，一家门大扫除。哦哟，吓煞了！”陈静说。
在上海，谈“甲肝”色变。在全国，谈“上海”色变。
■1988年3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报道
原本响当当的“上海”两个字，现在变成了“甲肝”的代名词。
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
上海人到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是“客满”；上海人到饭店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给他们单独划定了区域。
就在上海被“嫌弃”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
谢丽娟后来回忆说，上海市委担心邓小平的健康，提出以前每次文艺演出结束以后，小平同志都要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这一次，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
那一年的除夕夜，邓小平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
演出结束后，他不仅和演员们握了手，还亲吻了一位小演员的脸颊。
■1988年除夕夜，邓小平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亲切握手。／崔益军 摄
用谢丽娟的话来说，邓小平的这次来访对“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四
在陈静的印象里，自从她被“关”进医院后，甲肝病人开始少了，“戛然而止”了。
■1988年2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曾做过甲肝隔离点的学校被严格消毒，全市中小学如期开学。
到3月初，上海的甲肝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
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上海甲肝感染者超过35万人，死亡31人。
从死亡率来说，上海的收治水平超过了国际水平。
不过从感染人数来看，这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实际携带病毒的人数可能还不止。
巫善明指出，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临床的4倍，被称为“隐性感染”。
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
要知道，1988年的时候，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
不管怎么说，甲肝风波终于渐渐平息了。寿幼森夫妇、蒋建新和陈静先后痊愈了。
陈静记得，医院里紧急购买的病床后来没处放，50块一张“贱卖”给了单位职工。
上海人脱离“甲肝”的恐慌后，开始想着怎么赚钞票了。
那一年，上海人流行去日本留学，寿幼森所在的车队里一下子走了三个。
“阿拉老朋友，伊拉特地上门来打招呼：哎呀，寿幼森，侬这个机会错过了。不然跟阿拉一道出去‘扒分’去了。”
留在上海，因为市场经济逐渐活跃，出租车司机的赚头也不错。
一年之后，寿幼森跟老婆开玩笑：“侬当初吃毛蚶，起码吃脱我一只彩电。”
意思是一年没正常开出租车，损失了将近三千块。
蒋建新夫妇还好没有把孩子打掉，在1988年8月底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小生命。
巫善明好不容易松了口气，但因为甲肝暴发期间太过劳累，心肌炎复发了两次。
医院职工不再嚷着给医院改名字了。
“大家讲，‘传染病医院”蛮好的，阿拉这个名字不要改了。”巫善明说。
“因为格辰光整个社会了解阿拉工作了。阿拉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有一种职业自豪感。”
■1988年6月《解放日报》报道，卫生部拿出30万奖励医务人员。
上海人不大提起那场使得人人自危的甲肝大流行了。
只有在挤公交车的时候，有时忍不住会互相嘲两句：
“侬肝气太重了！”“侬哪能从隔离室跑出来啦？”“碰到侬这个甲肝真倒霉！”
当然，那场甲肝疫情给上海留下的印记还是有的。
从此以后，上海人的餐桌上少了毛蚶这道美味。
“以往过春节的时候，上海人有一道冷盆叫‘银蚶’，也跟着一道消失了。”一同参与撰写《黄色龙卷风》的时任《文汇报》记者叶又红说。
更深远的影响恐怕在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上海的防病工作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
跑了多年医疗新闻的叶又红说：“通过这个大事件，上海培养了一支防御能力比较强的医疗队伍。”
“后来在防治“非典”和禽流感的时候，上海就很有章法了。”
（本文部分背景资料参考上海辞书出版社《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一书《难忘1988：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章节，以及郑重、叶又红、蒋树芝所著报告文学《黄色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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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韩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