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除夕来临的时候，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已经进行了整整10天。刚刚迎来的农历兔年，是新生共和国的第二个春节——中华大地喜庆的爆竹和朝鲜战场裂空的炮声，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  

大战来得突然。  

接连用三次战役把“联合国军”赶到北纬37°线附近的志愿军正要转入休整——一连输了“感恩节攻势”和“圣诞节攻势”的“联合国军”显然不甘于接受连战连败的结局，更不想让志愿军从容过一个战场上的春节。1月25日——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到来的前10天，敌人的反扑开始了。行动代号叫做：霹雳作战。  

那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仅地面部队就投入了23万之多，包括美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3个军，南朝鲜第一、第三2个军团，以及土耳其旅和英军第29旅等，共计16个师又3个旅，外加1个空降团。主要攻击兵力置于西线，目标为汉城方向；另一部在东线辅助突击，由西至东发起全线进攻。  

美国人超强的战场补给优势这时候充分显示了出来：从美国本土和其他地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战备物资源源不断调往交战前线。每个参战美国大兵还可以飞到日本进行5天“纵欲+纵酒”式的休整，以便“恢复士气”，重回战场。  

此时的志愿军一线部队虽然也有21万余人，但都是从鸭绿江畔一路征战到汉城以南的部队，从第一次战役打响到第三次战役结束，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连续鏖战2个月又14天。志愿军不但要与天上的战机、地上的坦克大炮搏斗，还要面对极寒、饥饿和伤病的威胁。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这样描述当时的残酷：“从鸭绿江到汉江数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步行。这还需要时刻面对美军飞机无休止、对弹药毫不吝啬的轰炸。这些中国军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携带，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就是黑夜，在白天，只要有飞机出现，他们必须藏在树林里并保持静默，绝不能用轻武器进行任何还击和生火做饭，否则将遭致更加凶狠的轰炸……如此一来，补充的部队要从鸭绿江抵达前线，至少要耗费4至6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们抵达那里时，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霹雳作战”的筹划和指挥者，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马修·邦克·李奇微。这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遇到的最难缠的对手。李奇微是在“圣诞节”后第二天飞赴朝鲜的。此前，他的职务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助理。第二次战役，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被志愿军粉碎，“联合国军”付出伤亡和被俘3.6万人的惨重代价，1000余门火炮、3000余辆汽车、2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被志愿军缴获与击毁，连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溃败之中丧命车祸。“临危受命”的李奇微所到之处，看到的美军军营处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无奈之中，李奇微只好动用20万大军，在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布设防御线。怎料，他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1950年12月31日，第二次战役结束不过一周，志愿军又在一个落雪的黄昏发起了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激战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刚刚在元旦清晨向远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深感震惊”的一幕，不禁心生悲哀：“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南朝鲜首都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毕竟是久历战场的一代名将，李奇微在佩服志愿军勇猛顽强的同时，也迅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都是5至7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而眼下，已经长驱汉城以南的志愿军，显然就处在补给最为困难的时候。李奇微认为，向北反击的大好时机到了！他专门为美军制定了一套缜密的“磁性”对阵策略：发挥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战役打响后尽可能与志愿军保持距离，黏住对手、拖延时间，待到志愿军弹药和食品耗尽，再发动猛烈攻击。他还吸取麦克阿瑟盲目冒进的教训，要求各路大军互相靠拢、齐头并进，以免再次成为中国人的“猎物”。 

邓华（左）、韩先楚（右）  

战场上的较量就像高明的棋手对弈，任何一丝瑕疵都会导致战局逆转。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一时间，彭德怀也敏锐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虽然向汉城方向大举进攻的西线美军第一军和第九军并肩突击，没有空隙，但东线的美军第十军和韩军第三军团之间则有兵力薄弱环节，这无疑就是志愿军的机会。彭德怀由此确定“西顶东反”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组织西线坚守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集团；而在东线有计划地后退，待敌人一部态势突出时，集中主力寻机反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邓华、韩先楚，两位曾携手挥师解放海南岛的著名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  

此时，美军投入的作战飞机已超过1000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遮天蔽日，雨一样密集的炸弹、燃烧弹把每一个黑夜都变成了白昼。这让擅长夜战的志愿军作战优势大打折扣。勇敢属于勇敢者。在西线，韩先楚指挥的阻击战硬是让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王牌”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2月2日，除夕前三天，志愿军用电台与当面的之敌联系，让敌人运走躺满了阵地前的“联合国军”伤员和士兵尸体，并承诺保证其安全。美军记载：“直升机群来来回回运了整整一个上午。”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远离祖国，长距离征战。比战场局面更残酷更危急的是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存危机。彭德怀后来回忆：“不到3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还在第三次战役期间，朝鲜方面倾其所能，也仅仅筹措到了9吨粮食。临近春节，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进攻和狂轰滥炸，志愿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部队“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5斤，也需2月6日才勉强完成，9兵团目前只能出动26军共8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  

2月5日，除夕之夜。“联合国军”发动的“霹雳作战”已经持续了10个昼夜。大雪茫茫，前沿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没有过年的饺子，有的只是冻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和敌人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进攻。而同一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士兵，不但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感恩节”和“圣诞节”，还有专程从美国空运来的火鸡腿和葡萄酒。此时此刻，唯一让美国士兵坚持下去的，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现代化物资保障能力；中国士兵所依赖的，则是坚韧的毅力和迸发的意志，还有深埋在心底的“祖国”两字。

那个春节，中国的大街小巷不时飘出淡淡的香味，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在为前线的官兵赶制“炒面”。连在北京市视察的周恩来总理，也出现在了这支特殊的支前大军中。  

2月11日，大年初六。东线志愿军终于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傍晚时分，中朝军队趁着早到的夜暗突然向态势突出之敌发起进攻。这就是著名的横城反击战。至13日凌晨战斗结束，志愿军歼敌1.2万人，缴获各种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种枪6200余支、坦克7辆、汽车550辆，迫使东线“联合国军”后撤26公里，重挫了敌人大举反扑的锋芒……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邓岳（左）、张竭诚（右）　

这一战，涌现出了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33岁的邓岳指挥四十军一一八师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八师十六团团长权泰顺以下656名，俘敌2178人。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邓岳也成为美军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34岁的张竭诚率领的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则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军长。  

【备注：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已是当年的4月21日。志愿军伤亡4.2万，歼敌5.3万，虽然主动撤出了汉城，但“联合国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平均每天死伤近千人才前进1.3公里。对于一支没有制空权，且依靠劣势装备作战的军队，这样的战果已是难能可贵。正如李奇微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所写到的：“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春节刚过，彭德怀回国汇报，谈到朝鲜战场上的艰难，几度哽咽：“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

1951年2月11日，大年初六。黄昏时分，志愿军突然对东线北犯之敌发起猛烈反击。

茫茫雪野泛着淡淡的白光。就在600多门火炮一齐急袭的同时，穿插到敌后的一支支志愿军部队，迅速对敌包抄围歼。这，就是朝鲜战场上著名的横城反击战。

此时，第四次战役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月。东西两线，中朝两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成了胶着状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本想让早已兵困马乏的部队休整到3月——怎料，已经败退至北纬37°线的“联合国军”会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到三周，就纠集了23万重兵开始大举向北进攻。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万，把气势汹汹冒进至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赶到了清川江以南；第二次战役，志愿军一战毙伤俘敌3.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所发动的“圣诞节攻势”——在让美军损兵2.4万，遭受“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的同时，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以伤亡0.85万人的代价歼敌1.9万，占领汉城，兵锋直至“三七线”。年轻的中国军队三战三捷，一个古老民族以崭新的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

美国人显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失败，更不甘心从此撤出朝鲜半岛。

1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事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了80%——1950年，中国GDP总共也不过1896.18亿美元。两天之后，杜鲁门又要求国会将现役兵力增至350万人，每年生产5万架军用飞机和3500辆坦克，并提出“延长并修正征兵法”、加重税收等10项关于战争动员的立法提案，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

世界第一强国的战争机器以惊人的速度转动：从美国本土和其他地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迅速补充到朝鲜战场，各种战备物资源源不断调往交战前线……至第四次战役开战前，投入到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已经超过60万，喷气式飞机1170余架，包括19艘美国航母在内的200余艘舰艇虎视眈眈游弋在半岛周围海域。而此时整个志愿军的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车辆数量……

美国人笃信实力就是战斗力。马修·邦克·李奇微中将的自信也就在于此，那就是美国无以伦比的硬实力。

55岁的李奇微是在“联合国军”发动的“圣诞节攻势”惨败之后，“临危受命”接任丧命于车祸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之职的，杜鲁门还让他兼任了“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以示重用。在美国军方，李奇微虽然没有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那么大的名声，但战争经验却并不比前者逊色。西点毕业后，李奇微曾留下任教，后来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

李奇微的特点是眼光独特，大胆心细。第三次战役，面对中朝军队猛烈攻击，他把南朝鲜军8个师放在一线，而将美英军队放在二线，从而让后者得以迅速撤退，减少了损失。几番交手与试探，李奇微甚至捕捉到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多是5至7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眼下，长驱直入的志愿军显然就处在战场补给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命令：“联合国军”战机不分昼夜倾巢出动，不仅要彻底摧毁中国军队的补给线，还要用燃烧弹、照明弹把黑夜变成白昼，最大限度地抵消志愿军的近战夜战优势。

事实上，志愿军此时面临的困境远比李奇微估计的更加恶劣。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出国作战第一仗，志愿军连续鏖战超过100天，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一半；朝鲜的村庄已被美军或炸或烧，志愿军只能穿着单薄的军装睡在冰天雪地里；那是朝鲜5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志愿军不得不在冻得似铁般坚硬的土地上修筑简易工事，对抗敌人一次又一次狂轰滥炸和猛烈攻击。与前三次战役相比，第四次战役中，中朝军队的兵力也不占优势，“联合国军”的进攻兵力为23万，而中朝军队的一线防御兵力仅有21万。彭德怀同时担心，朝鲜地形狭长，我军又无制空权和制海权，一旦敌人大规模空降或像仁川登陆那样突然出现在我方背后，后果将不堪设想。

双方的交战，演化成钢铁与意志的较量。美军一个师拥有4个重型炮兵营、1个防空炮兵营及师直属重型、中型坦克营，各类火炮959门，仅是7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就达330门；而志愿军火力最强的第三十九军，拥有的105毫米榴弹炮仅为54门、155毫米榴弹炮18门，其他各类山炮野炮也只有120门。此时此刻，如果说美国士兵所依靠的，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工业制造能力；那么，中国士兵所依赖的，则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了。

按照彭德怀制订的“西顶东反”作战方针”——在西线，有着“旋风将军”之称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志愿军两个军和人民军一部，在68公里的战线上重点防御，抗击包括美军第一、第九军6个师和土耳其旅及英军第二十九旅在内的“联合国军”主力，硬是让两支美军“王牌”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在东线，另一位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则指挥部队在节节阻击中诱敌深入——2月9日，大年初四，美军第二师一部及南朝鲜军第三、第五、第八师抵达横城，翼侧暴露，态势突出——志愿军果断抓住战机，2月11日，春节过后第二天，东线中朝军队在33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发起了横城反击作战。

“联合国军”的“霹雳作战”最终变成了中朝军队的“霹雳反击”——志愿军的大胆穿插和层层包围战术再次发挥威力，不到34小时，全歼南朝鲜第八师全部3个团、美军第二师1个营及南朝鲜第三、第五师各一部共1.2万余人……南朝鲜八师十团团长权顺泰和侵朝荷兰军司令奥登被击毙，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兵败横城。李奇微对南朝鲜军队的失望到了极点，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军第二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二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这一战，志愿军缴获各种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坦克7辆、汽车550辆——足足可以装备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汽车团。

那个春节，20多万志愿军官兵在战斗中度过，他们的食物依然是一口炒面一把雪。

10天之后，回国汇报的彭德怀在中南海怀仁堂谈到朝鲜战场上的艰难，几度哽咽：“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

那一年，是农历兔年，也是新中国第二个春节。距今整整69年。

（写于2020年大年初六。）

“因粮于敌”出自《孙子兵法·作战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善于统兵作战的将领，兵员不用再次征集，粮草不用多次运送，从国内取得一批补给后，可在敌国补充粮食饲料，粮草供应就能得到满足。

任何国家都难以长期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古今中外的一些将领在指挥作战中就贯彻“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原则，争取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补给问题。然而，“因粮于敌”实现起来难度很大，需要在一系列有利客观条件的配合下才能实现，更离不开指挥员精心的筹划和准备。人类战争史上就有很多因教条运用“因粮于敌”原则而招致惨败的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就是一个典型。

正在攻击日军阵地的英军战机

1943年10月，中、英、美3国根据商定的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开始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侵缅日军为遏制盟军攻势，制订“乌号攻势”计划，企图夺取盟军反攻基地——由英军防守的英帕尔（印度东北部城市），遏制盟军攻势、夺回战场主动，甚至试图借此在南亚次大陆煽动所谓“革命”，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1944年3月，日军投入3个精锐师团约10万兵力，趁盟军准备不足，分3路猛攻英帕尔。此前，日军曾在马来西亚把英军打得节节败退，骄横的日军面对昔日手下败将十分轻敌骄狂。日军指挥官牟田口廉也中将认为，凭借其手中雄厚兵力，采取轻装奇袭战术，只需3周就可击败英军，因而在后勤保障方面片面强调“因粮于敌”，企图“迅速拿下英帕尔，坐吃丘吉尔供应”。

在严重轻敌思想影响下，日军制订了非常不切实际的后勤保障计划。各师团出发时仅携带2至3周的口粮、2个基数的弹药。由于战区缺少道路，无法组织汽车运输，日军在放弃携带大批重型装备轻装行动的同时，还将参战师团改编为“驮牛师”“驮马师”，即为部队配备大批牛、马、羊和大象，利用大牲畜运输补给物资，作战途中先吃携运粮食，再吃牛羊等牲畜，企图以这种“成吉思汗式补给”保障1个月作战，拿下英帕尔。

日军的“大象运输队”

日军的后勤保障计划存在致命漏洞，即忽略了牲畜也需要饲料喂养。在经过20余日艰难行军抵达英帕尔前线时，日军的牲畜已因缺乏饲料和美英战机轰炸而死亡殆尽，在东南亚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牲畜肉很快腐烂变质、无法食用，口粮、弹药数量急剧下降。日军“因粮于敌”的设想破灭，防守英帕尔的英军在盟国支持下，不仅没有出现日军想象中的溃败，反而顽强固守。战役期间，美国出动运输机昼夜不停地为被围英军提供增援补给，不仅运去了1个师的兵力，还运送了火炮等重型装备。

日军缺乏重武器攻坚乏力，就地补给计划彻底落空。从5月初开始，每名士兵的口粮由每餐6两（1两等于50克）逐渐减少到3钱（1钱等于5克），最后被迫以芭蕉树心、野菜、野草充饥。士兵身体衰弱，成批饿死。随着雨季来临，3万余名日军染上痢疾、疟疾、霍乱、伤寒等疾病，由于没有药品治疗，多数病死。英军乘机发起反攻，日军兵败如山倒，仅生还万余人。

顽强固守的英军给日军带来很大伤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古代兵家名言充分说明，后勤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因粮于敌”的原则是正确的，但筹划作战不能一厢情愿。将敌方辎重为我所用，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收十倍之效，却也存在极大风险。一旦遭顽强抵抗，补给断供，军心、士气、战斗力都会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所以，运用“因粮于敌”也需要自身强大的后勤作为最终保障，更需要指挥员的精心筹划，正如苏联军事家伏龙芝所说：“一切战役家首先必须是卓越的后方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