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见真情。这次新冠肺炎像块“试金石”，既测到华盛顿政客的丑陋嘴脸，看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在这过程中，有两个重要邻国做得着实不错，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两个国家这些天做的那些暖心事，相信善良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善意。未来，我们也将用善意予以回应。

灾难，让人成长，也让国家成长。此次疫情给我们太多教训，也给我们诸多启示。日韩对于中国的援助，不仅是真实而温情的帮助，更有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启迪。

不只中国，日本痴迷于对外援助

提到日本的对外援助，绕不开一个概念——ODA，即官方开发援助，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无息、低息贷款。

ODA，是日本对中援助的主要形式。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正式确定了对中国提供“目的是维持和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友好关系”的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包括：对华日元贷款占80%、技术合作占10%、无偿援助占10%。

网络上有一种声音，日本是中国困难时期的最大援助国。很难评价日本是不是援助中国最多的，但日本援助的确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ODA并非完全免费的午餐，但却是非常顶饿的大餐。

彼时，中国百废待兴，获得贷款和技术支持的来源有限、限制较多。相比之下，日本的ODA利率和偿还条件优惠，并且可以绕开华盛顿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寻得贷款；另一方面，日本通过ODA输出技术的原动力更大。

在中国免除日本战争赔款的大背景下，中日ODA全面上马，直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的2018年画上了句号。当年，日本共同社刊文称，日本对华ODA迄今提供约3.65万亿日元（按目前汇率，约2320亿元人民币）。

对于中国如此，对于世界，日本同样如此。比如，日本对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银行（IBRD）、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组织提供资金，进行多国间援助。再比如，从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爆发至2015年4月，日本援助阿富汗57.91亿美元，一度成为阿富汗的第二大援助国。

当然，巨额的对外援助让日本获利同样巨大——

一是淡化战败国身份，改善国际形象。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军事受到全面限制，影响了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于是，与贸易和投资一起构成国际经济三大领域的对外援助，就成为日本的重要选择。日本大力援助发展中国家，以人道主义关怀，提升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努力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

二是拓展地缘战略利益。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助，让日本的国际影响和战略利益随之延伸到这些国家。再拿阿富汗来说，其是中国丝绸之路的枢纽国家，也是伊朗“铁路丝绸计划”和土耳其“现代丝绸之路计划”的关键环节。日本出兵阿富汗受限制，而经济援助则将自身影响力拓展到阿富汗，进而向周边扩散，还获取了中亚能源。

三是开拓经济利益。正如上文所说，日本的对外援助，更多的是利率优惠或无息贷款，往往附带一些有形无形条件，比如严格按照日本的报价购买其设备、产品等。一段时期以来，此类ODA项目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大量订单。日本的对外援助反过来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

可以看出，对外援助不是单一的经济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政治现象，而是国际政治经济行为，对于双方国家也是一种双赢行为。

援助外交，仍是韩国的重要选择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对外援助的益处，对于韩国同样适用。

近年来，韩国一直谋求“中等强国外交”，而国际维和、对外援助，则被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视为实现这一外交目的的“两大支柱”，以此来塑造“国际社会良好公民”形象。

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从一穷二白变成发达国家只用了50年，期间正是得益于大量的国际援助。据美商务前副部长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一书披露，1953－1965年，美对韩援助总额120亿美元，接近整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总和。富起来的韩国，也开始从受益国逐渐向援助国转变。

相比于日本，韩国在国际维和方面的表现十分活跃。近年来，韩国参与了联合国组织的大部分国际维和行动，代表性的有黎巴嫩维和和海地赈灾行动。2010年2月，韩国向遭受地震侵害的海地派出规模为240人代号“甘雨”的部队。该部队以出色的行动，赢得了海地与国际好评。

韩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则来得更加直接，ODA也是其重要途径。据韩联社报道，2008-2012年，韩国ODA的年均增幅达14%，在经合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中位居首位。

另外，韩国2010年公布的《国际开发合作先进化方案》表示，到2015年将把政府开发援助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到0.25%。不过，后因财政吃紧，韩国表示将这一比重下调到0.2%。

如果分析援助对象可以发现，韩国对外援助带有明显的“老乡观念”，即“亚洲倾向”。2015年，韩国选了24个伙伴国作为“优抚对象”，其中有11个亚洲国家，而这里面还有6个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随着半岛局势缓和，韩国对半岛北方的援助也有升温趋势。去年半岛北方面临粮荒，约1010万人口需要支援。韩国就紧急提供了800万美元的无偿人道援助。

近年来，韩国政坛动荡，经济也面临巨大压力，特别是去年日韩两国因劳工赔偿爆发经贸纠纷，对韩国支柱性产业带来了较大冲击。然而，无论国内经济如何，志在全球的韩国都不会动摇对外援助这一国家战略，这也是硬实力受限之下突破外交瓶颈的上上之策。

日韩所为，给我们什么启示

日韩两国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之下的所作所为，送给我们的恩情不应忘记，留给我们的启示不应忽视——

一是，助人就是助己。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中国向日本派出专业救援队，提供价值超过2亿元的各类援助。此后，日本“报之以李”。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日本向中国派出救援队，提供约6600万人民币援助。此次疫情，日本援助还在持续之中。

二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当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不提战争赔偿先决条件，没有让孱弱的日本再割一块肉，从而打破了美外交封锁，赢得中日外交合作新格局。半岛核危机持续多年，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积极沟通调停，为半岛局势缓和贡献了重要力量，而今，中国有难，日韩倾囊相助，共同谱写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地区和谐篇章。

三是，心中要有大局观。疫情面前，人类是共同的战友。无论病毒如何肆虐，一衣带水的两位邻居没有忘记中日、中韩友谊，表现出超出国度的无私之举，这必然会为日后双边政治、经贸等合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尽管在疫情之中，日本政府防卫相还是会视察“水陆机动团”，“水陆机甲团”甚至首次登上与中国最近的冲绳岛演习，但这些右翼势力的行为，不会破坏中日友谊更大的格局。日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日本，心中必须有这样的大局观。

四是，全民有爱才会赢得全球敬重。此次中国爆发疫情，日韩两国不仅从国家层面给予很多人道主义援助，其社会力量也积极活动，爆发出强大的动员和支持能力，让我们看到了两国民众的爱心义举，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两国充满真情的国民文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诚然，我们国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梦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我们日渐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一定能力伸出援助之手，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更多贡献。

不要说，我们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钱去资助非洲，看看非洲兄弟在国际上对我们的一次次支持；不要说，为什么要对日本敞开和平的大门，看看在一次次患难时日本的所做所为。牢记历史是为了走出历史，我们绝不能永远陷入受害者情绪之中走不出来，因为那是弱者的思维方式，那种情绪、思维对复兴中华民族是绝对有害的。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没有一种疫情不会消散。疫情过后，我们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局面，迎来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