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武和20世纪的中国摇滚

2020-03-09 20:10:23 来源:凤凰娱乐

就在1962年即将过去的一天，12月30号，丁武在北京出生了。

丁武是家里的老三，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丁武的父母其实是想生一个女孩的。

丁武的母亲怀他的时候，肚子尖尖的，还爱吃甜食，有经验的老人说怀的肯定是个女孩，但没想到生出来是个男孩。

于是随便的就起了个名字。

1962年是虎年，于是他父亲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丁虎，谁知道报户口的时候，因为他爸的江苏口音，被工作人员误听为“丁武”。

青年时期的丁武

丁武的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他的父亲是江苏泰兴人，后来从了军，母亲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还是一位干部，他本应该有着富庶的生活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没办法，他就偏偏就经历了那一场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是梦魇的十年。

1962年，还有一位被海外乐评家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老五，刘义军，在相隔不远的河北廊坊出生了。

青年时期的刘义军

1968年，6岁的丁武随父母下放到了黑龙江——现在的牡丹江一带，也就是大家看古装剧里总能听到的“流放宁古塔”的那个宁古塔。丁武下乡之前，在北京上过语文课，年少的丁武一直不明白课本里的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到他来到了黑龙江，看到那里的人们割完麦子，坐在地垄沟边上，抽着烟袋，抬头瞧着一个特别大的太阳，他才彻底领悟了那句诗的含义。

刚到东北的丁武，只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还没受到过大自然带给他的苦。

60年代，全球气候还没变暖，东北的冬天是真的冷。

据丁武回忆，他小时候，东北的冬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

开门手就被沾上了，于是用嘴对着手哈气，一不留神舌头又被沾上了。

一下雪，厚度就到大人的大腿根儿，所以作为小孩子，丁武根本不敢走太远。

在东北的四年，丁武手脚上冻出来的冻疮，反复了七八年才彻底治好；脉管炎直到回了北京才治好。

1970年，8岁的丁武开始听样板戏，并且学着唱，八个样板戏，从过门到唱腔，那几个重要的唱段他都会唱。

虽然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但抛开政治因素不谈，样板戏的服装、唱腔、和其中蕴含的道理，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

包括后来，钢琴伴奏的《红灯记》、交响乐配乐的《红色娘子军》，这些东西都挺“摇滚”的。

这些东西，大概也影响了《梦回唐朝》中的那段京剧念白吧。

就在丁武为样板戏所痴迷的时候，那个影响了中国摇滚乐、影响了唐朝乐队、也影响了丁武一生的贝斯手——张炬，在湖南出生了。

张炬（左）与丁武（右）

1972年，丁武的父母获得平反，10岁的丁武随父母回到北京，就读于前门西打磨厂小学。

虽然回到了北京，终于上了学，但丁武仍然忘不了东北的山和水，天天晚上能能到捕鸟、捉迷藏、爬火山、下水、钻山洞……

在东北的时候，父母天天挨批斗，在东北也没法上学，根本没人管丁武，导致丁武回到北京依然每天惹事儿闯祸，父母就只能打他、管教他，大概丁武叛逆的性格，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吧。

多年后据丁武自己说：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的禁锢，才导致了自己后来的叛逆，摔掉中学美术老师的饭碗，选择了摇滚乐，而且是摇滚乐中最为暴烈的流派之一：重金属。

青涩的丁武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的巨变的一年。

文革在这一年彻底结束，两大伟人在这一年相继去世，唐山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这一年，叛逆的丁武开始学习被称为“流氓乐器”的吉他。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音乐氛围，吉他才刚刚普及，中国也没有摇滚乐。

但是丁武，阴差阳错的拿起了这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乐器。

这一年，14岁的刘义军全家离开了故乡天津，父母希望他能够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

这一年，唐朝乐队的另一位吉他手陈磊，在大地震过去3个月后，在河北唐山出生了。

1978年，丁武考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美术系。

在学校中，他才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音乐形式叫“摇滚”。

那个时候，最早在中国玩摇滚的都是一些留学生，改革开放后，大批留学生涌入中国，留学生们中就有人组起了乐队，并开始到处开Party。

丁武很喜欢摇滚乐，他之前只在一些电影中看到过摇滚演出，从没见过真人弹电吉他。

所以丁武开始去美院、电影学院参加一些摇滚乐的聚会。

在丁武乐忠于结交“琴友”、并且开始有了一些小型的演出机会的时候，中学毕业的刘义军进了工厂工作，并拥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

老五（左）和丁武（右）

至于老五刘义军，他是有一次骑自行车下班的路上，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那是一个孩子在弹吉他。

从此老五便疯狂的迷上了这件乐器，他不再练习从小就学习的古琴，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在了练习吉他上，平均一天练15个小时的吉他，如痴如醉。

高考失败的刘义军知道，如果自己想摆脱一辈子是个工人的命运，音乐可能是他唯一的途径。

转眼来到80年代，在当时的北京，张蔷是那个时候最红的歌手，最时髦的歌曲类型当属迪斯科。

飞机头、喇叭裤、蛤蟆镜和吉他，是“小流氓”的必备装备，吉他也是“喇蜜”神器。

20岁的丁武毕业后在当时的北京132中学，现在的北京市实用美术职业学校，当了一名美术老师，教授美术基础课程。

但是，叛逆的他依然想着“搞音乐”。

于是1984年，丁武辞去了美术老师一职，和臧天朔、秦齐、王勇、孙国庆等人组建了北京比较完整的两支乐队之一的、以全总歌舞团为根基的不倒翁乐队。

另一支就是崔健组建的，以北京歌舞团为根基的七合板乐队。

有着音乐梦想的不止丁武一个人。

1984年，刘义军来到了北京，这让他离他的音乐梦想又近了一步。

80年代中国的文艺浪潮首先起于北京，当然音乐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诗歌、文学、电影等，都在这一时间段蓬勃发展。刚来北京的时候，刘义军找不到工作也没有钱，只能沉迷练琴，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他每天练琴十几个小时，晚上肚子饿了就泡一包方便面，甚至因为营养不良被多次送到医院。

相比刘义军的困窘，在部队大院儿长大的丁武和崔健就潇洒的多，因为大家都在北京组乐队的关系，丁武和崔健很快就熟稔了起来。

王迪为崔健庆生

有一次崔健过生日，一大帮人没地儿可去，就到了丁武家里——位于北京芳草地的某个居民楼。

两三百人在楼道和院子里喝酒唱歌，还有人弹吉他、敲鼓，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不胜烦扰的邻居打电话报了警，最终以让丁武中午之前搬家走人收场。

30年后，丁武把此次事件画成了一组油画，起名曰《第二天就出事儿了》，那次事件不久，两个乐队就都解散了。

丁武油画《第二天就出事儿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丁武结实了现在被内行人称为“四哥”的郭传林。

爱听摇滚乐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郭传林——这个中国著名的摇滚经纪人，一手捧红了黑豹乐队、轮回乐队、郑钧的男人。

郭传林

郭传林，1960年出生的北京人，比丁武大两岁，中学毕业后倒霉的赶上了倒数第二批插队大军。

当时在北京郊区插队，生活极其无聊，于是喜欢上了吉他，并且用弹唱打发时光。两年后，郭传林在返程大潮中回到了北京，虽然当过汽修学徒、做过公交车售票员，但吉他这爱好却一直没丢。

因为吉他弹得好，在当售票员的时候，还被借调到某演出团体巡演过。

常去各地巡演，所以郭传林涨了很多见识，当时郭传林想不想当搞摇滚咱不知道，但他肯定不甘心只当个公交车售票员，于是，郭传林辞职了，开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走穴演出赚钱。

前排左起：李彤，王文杰，王菲，郭传林；后排臧天朔，秦奇

后来就有了些小名气，还曾经有个电视台的记者对郭传林进行过专访，虽然只有15分钟，但在电视台播放后，反响很大。

当时大兴有个沙棘福利厂要搞个艺术团来打开产品销路，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郭传林的访谈，觉得不错，便把他邀请到厂里，说要花20万搞个文工团，让他做团长。那时候正值1987年，丁武的乐队解散，而郭传林正好还要搞个“乐团”，于是俩人一拍即合，拉上了主音吉他李彤、贝斯王文杰、鼓手王文芳，丁武做主唱、郭传林做吉他手，五个人开始鼓捣音乐。

至于当时这个乐队有没有叫“黑豹”，众说纷纭，就暂且不提了。

这段时间，丁武结识了只有十几岁的张炬，俩人一见如故。

张炬和丁武虽然成立了乐队，但丁武却只待了一年多。

因为沙棘福利厂的老板其实想做的是“沙棘电声乐团”扩大福利厂的影响，是为了宣传和拓展市场用的，而不是搞“摇滚乐队”。

但是他们几个留着长发、烟瘾又大，鼓捣出来的玩意儿还不是厂里领导们需要的，于是心理很不乐意。

丁武还是想做金属乐队，再者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日子也过够了，于是提出了离队。

而郭传林慧眼识珠发现了窦唯，于是黑豹乐队开启了三十三年的音乐传奇。

1988年初，离开乐队不久的丁武结识了作为留学生到北京上学的、美籍华人郭怡广——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的孙子，和他同行的还有加州柏克莱大学的校友SARPO。

于是丁武拉上张炬，这四个高大帅气的摇滚青年，正式成立了“唐朝乐队”。

说起唐朝乐队的名字，这还是郭怡广取的，郭怡广很喜欢唐朝的文化，他认为唐朝是个充满自信的朝代，他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才会那么强大，摇滚要用西方人的乐器，来表达中国的文化。

于是郭怡广的意见很快被采纳。

不得不说，“唐朝”这个名字，确实有一种盛世的霸气。

于是这四个年轻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整日整夜的听音乐、练琴，并且还有了演出的机会。

但是，1989年6月，因为一些你我都知道但大家都不能说的原因，郭怡广和SARPO回了美国。

乐队的一切活动都停滞了下来，无奈之下，乐队暂时解散了，丁武去了当时最想去的新疆，而张炬去了青岛，说要各自旅行三个月，等到风波过去再重新搞乐队。 1989年底，唐朝乐队终于恢复了排练，吉他手刘义军和鼓手赵年正式加入唐朝乐队，也就是日后《梦回唐朝》这张专辑封面上的这四个人，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两年后，他们会成为广大乐迷心目中最经典的“唐朝”阵容。

四个人在中央美院租了一间画室开始排练，由于这几个年轻人没有钱，也没有“正经工作”，所以只能非常刻苦的排练，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演出机会。

据说最艰苦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每天只吃一袋方便面。

1990年，唐朝乐队的转折点来了。

1990年2月17日和18日，一场中国摇滚史上意义重大的演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这场演出就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大型摇滚演出——“90现代音乐会”。

说是“音乐会”，其实就类似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那种性质。

因为当时官方不允许演出标题出现“摇滚”这种字眼，于是才改叫“音乐会”。

参加“90现代音乐会”的乐手们，都是当时中国最早一批玩乐队的音乐人。

这次“音乐会”一共有六支优秀的摇滚乐队参与演出，唐朝乐队和常宽的宝贝兄弟乐队、崔健的ADO乐队、眼镜蛇女子乐队、臧天朔的1989乐队、高旗的呼吸乐队同台，演唱了近30首歌，演出持续了两个小时。

臧天朔与1989乐队

崔健与ADO

而这场“演唱会”的主持人，是曾主持过1988年央视春晚、而后摇身一变成为呼吸乐队的主唱蔚华。

据说当时黑豹乐队因为没有成功的原创作品，而无缘这次音乐会。

甚至当时摇滚圈因为乐器紧缺，台上演出用的都是黑豹的乐器，就这样也没让黑豹上台。

当时赵明义在台底下一边看一边哭：心里实在太委屈了。

相反，那时候的唐朝已经算是有比较优秀的原创作品了，一首《粉雾》一首《谁都希望》。

《粉雾》就是唐朝乐队经典作品《太阳》的最初版本，虽然简单但却极具冲击力，那个时候唐朝还是张炬作为主唱，所以在“90现代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中，还留下了珍贵的张炬的声音。

不得不说，“90现代音乐会”以重要开篇的意义，永远的留在了中国摇滚乐的史册上。

它标志着中国摇滚乐在1986年工人体育场上崔健喊出“一无所有”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集体亮相的新时代，也标志着中国摇滚乐正式从地下走到地上。

唐朝乐队，通过在“90现代音乐会”上演唱的这两首歌，成功的吸引了滚石唱片在北京的分支——魔岩文化。

1991年5月，唐朝乐队正式与魔岩唱片公司签约，有了这样成熟公司的包装，让唐朝乐队的摇滚之路，走的更加轻松。

因为当时魔岩唱片的定位，就是经营以北京为主的中国摇滚音乐，同时在台湾开设编辑出版部门，已经系统发型艺人书籍及乐谱。签约了魔岩文化之后，公司把乐队个人定位的更加明确了，并确定了丁武为乐队主唱。

在这里我想插播一个小花絮，其实当时唐朝乐队还有另一个主唱，那就是原黑豹乐队主唱秦勇的哥哥、前不倒翁乐队的成员秦齐。

而且在唐朝的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中，那首《世纪末之梦》就是由秦齐演唱的。

有人说，是因为秦齐身高不够，所以没有入选唐朝乐队。

众所周知，唐朝乐队的乐手们平均身高都超过180，个个都是大长腿，皮衣、墨镜、长发披肩，这在当时确实可以称得上时髦又高大帅气。

秦齐被淘汰，大概和唱片公司的包装定位也有关系吧。

而且，当时正值中国乐队的发展初期，乐手人数有限，通常一个乐手会在多个乐队里客串帮忙，在当时有一句戏谑的说法形容——在北京，100个乐手能组50个乐队。

其实除了秦齐，《梦回唐朝》的主要词作者杨军，也曾间歇地在乐队中担任过主唱。在签约魔岩文化的第二年，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同时也载入中国摇滚史的一张专辑——《梦回唐朝》问世。

这张卖九块八的卡带专辑，在那个时代，销售了1200万张。

魔岩文化创立人张培仁的审美确实是很超前的，因为《梦回唐朝》这张专辑，一听就是非常成熟的欧美风金属摇滚，每个音符都非常大气，而且无论是歌词、编曲甚至是MV，都是有国际水准的。

专辑发行后，其歌曲中所蕴含的巨大音乐能量迅速在大陆和港台掀起风暴狂潮。

而唐朝乐队也成为当年“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实除了高水准的音乐，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张培仁成熟的商业化制作和宣传模式，所以唐朝的走红，其实是基于一大批知识青年的压抑状态却找不到出口去发泄、基于精良的制作和商业化的宣传。在成功捧红了唐朝乐队之后，魔岩文化趁热打铁，造就了大名鼎鼎的“魔岩三杰”，这三个人和唐朝乐队，共同打造了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演出——1994香港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

虽然，一提起1994年在红磡的演唱会，总是率先提到魔岩三杰，虽然唐朝乐队只是作为表演嘉宾，但据张培仁的回忆，唐朝乐队的风格，在当时的大陆乃至全国，都是非常前卫的，深刻并且犀利，是与当时的流行音乐截然不同的。唐朝乐队是一面旗帜，如果这面旗帜同样能够在香港成功，那么就代表，摇滚乐已经解放了很多年轻人的思想。虽然94年红磡演唱会，确实是一次商业尝试，最初不外乎是一种炒作或包装，而且在之后的几年或几十年，或多或少都被神化了，但不得不说，那场演唱会，燃起了燎原之火，带给了全国各地踌躇满志的摇滚乐手、乐迷足以继续下去的希望和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