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坛公认的“拼命三郎”，凌子风导演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大量作品，开创出一条将知名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成功之路，尤其是他晚年的《骆驼祥子》《边城》等作品，更是使他迎来了自己导演事业的巅峰。

凌子风导演

但是，这位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为了追求理想远赴他乡，从战火中走来的艺术家，一生所经历的，远比他拍摄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要丰富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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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风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

凌家原是满族正蓝旗，祖辈都在大清做官。凌子风的曾祖父曾是紫禁城侍卫军首领，后来给慈禧太后做过贴身侍卫，凌子风的祖父，则做过大清的科举主考官。

家族改姓凌，始于凌子风父亲凌望超。凌望超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精通八国语言，农工商学植物学都懂，翻译过很多书籍，编写的法文教材甚至被选为学校课本。凌望超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决心与这一阶层决裂。后来，只因跟着一位凌姓同学去了一趟四川合江，凌望超便自作主张改姓凌，还将籍贯也改成了四川合江。

凌子风全家福（左三凌子风，右一凌望超）

作为凌家大少爷，凌子风深受宠爱，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前十几年过得顺风顺水。16岁那年，父亲因为帮助一个女人，与其日久生情，收其做了外室。这让凌子风难以接受，与父亲大吵一架后，愤然离家出走。

衣食无忧的凌子风突然变得身无分文，吃穿住行都成了问题，更何况还要交学费、买画布、买颜料。16岁的凌子风第一次思考起生存问题。

他做的第一笔生意是捏泥人。作为北平美术学院有名的才子，捏泥人对凌子风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将泥人捏好后，涂上颜色，便带到王府井大街摆地摊。为了省钱，凌子风还和自己山水系的同学张仃同住，凌子风卖泥人，张仃就去卖画。后来，他们的“生意”又拓展到拉车，凌子风个子高，负责在前面拉，张仃就在后面推。

美术大师张仃

日子已经过得那么苦，他们两个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即便住在破棚屋里，他们也一定要将房子装饰得很漂亮，即便饭都吃不饱，只要有电影上映，他们也一定要去看，有一次甚至为了看苏联电影《生路》，把两人仅有的一床被子都给当掉了。

凌子风画作

等到一年多以后父亲主动去请他们回家的时候，凌子风和张仃早已摆脱了刚开始的窘境。他们开了一家叫“波尔特”的广告社，通过关系揽到了很多活，当时北京最大的儿童用品商店中原公司，以及很有名的同升和鞋帽庄、盛锡福帽庄等等，都是他的客户。同升和老板干脆还给了他一间房子，连房租都不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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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风一直是一个自由任性的人，他兴趣广泛，对很多东西都很感兴趣。因为这一年多的“创业经历”，回家后不久，凌子风又对工艺美术产生了兴趣，想要转学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北平艺专的校长非常爱才，当即表示免除凌子风的学费，欢迎他来就读。凌子风最初在油画系学习，后来因为在雕塑系玩了一次捏泥人，又被雕塑系当作难得的人才挖走。

凌子风

1934年，凌子风因为参加“左翼剧联”和“北平美术家大联盟”的活动，被抓进监狱，不久又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被自己的大姐夫，齐白石的得意弟子，著名绘画大师李苦禅保释出来后，凌子风在南京流浪了一段时间。这时，他又爱上了戏剧。

凭借着自己的软磨硬泡，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余上沅先生破格让他参加本已截止的招生考试，又凭借着一段非常真实的“拉洋车”表演，凌子风顺利进入学校舞台美术系。

凌子风孙女凌漠画爷爷

在学校里，凌子风可谓如鱼得水，无论是设计、布景、道具、服装，还是缝鞋、拉大锯，凌子风都能干，同学们喜欢跟他合作，老师们也非常欣赏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知道他生活拮据，同学会帮他带饭，老师为他募捐，校长还偷偷给他安排勤工俭学的工作。

意气风发的凌子风，自编自导了一部独幕默剧《狱》，引起了学校创办人，国民党文化主管张道藩的不满。张道藩借“凌子风打人事件”亲自点名要将他开除，不料很多老师为他说情，学生们也在大会上全体起立表示挽留，凌子风才得以“留校察看”。

谢添画凌子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即将毕业的凌子风热血沸腾，决定离开南京，奔赴延安。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在厂里担任美工师，同时在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热血忠魂》中扮演角色。也是从这时起，一向在心底里觉得电影不如戏剧的凌子风开始熟悉并重新审视电影创作，并结识了应云卫、赵丹、白杨、黎莉莉、秦威等许多著名电影导演、演员和美工师。

凌子风、赵丹等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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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凌子风来到延安，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编导委员会委员长，跟随贺龙率领的一二零师东渡黄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与农村工作和斗争。

抗战时期，凌子风打过六年游击战争，担任过武工队长，一边打仗一边做文艺宣传。他多次出生入死，带着伤在晋察冀边区排演话剧《日出》，还与汪洋（原北影厂厂长）等人排演了万人话剧《跟着聂司令前进》，凌子风扮演的聂荣臻，几乎以假乱真。

胡朋、丁力、牧虹、凌子风等表演话剧《母亲》

也是在这一时期，凌子风以田庄、村头、院落等实地为舞台，将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自编成剧，创造了“田庄剧”的演出形式。

1943年，凌子风返回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还导演和参演了一系列话剧。为庆祝中共七大的召开，凌子风被同志们推荐创作献礼作品。他凭借记忆，一夜之间刻成中国第一枚毛主席金质像章，《毛泽东选集》封面上印的雕像正是凌子风刻的这一枚。像章原件由周恩来保存，陈毅佩带的那枚则被其后人捐赠，如今作为一级文物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凌子风设计，献给中共七大的纪念章

延安保卫战打响后，凌子风又担任战地摄影队队长，和同志们一起背上摄影机和剩下的胶片，转战陕北战场，拍摄了大量有关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新闻电影素材，毛主席指挥延安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的珍贵历史资料，后来编入大型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和短纪录片《还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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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凌子风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专门从事电影创作。同年，他与翟强联合执导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中华女儿》，在1950年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争取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

《中华女儿》（1949）

1950年，凌子风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此后执导了《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红旗谱》等大量影片。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电影人一样，凌子风的作品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他几乎什么活都接，别人不愿拍的他接，别人拍了一半放弃的他也接，疯狂起来有时候一个月就能拍完一部。

《陕北牧歌》（1951）

有人说他的作品都是粗制滥造，他对此也毫不避讳：“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

《红旗谱》（1960）

中国电影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凌子风也是。六七十年代，凌子风与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被打成“黑帮”，留下了长达10年的创作空白期。1979年，凌子风凭借人物传记电影《李四光》复出，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创作机会，对于剧本的选择严苛了很多，真正迎来了自己的创作巅峰。这时，他已经年过六十。

《李四光》（1979）

之后几年，凌子风先后将老舍、沈从文、许地山、李劼人的经典作品搬上银幕，这一系列文学改编作品，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

1982年的《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这部被公认为代表着“中国气派”的影片，塑造了虎妞这个泼辣能干、世俗精明又不失善良的独特女性形象，也使斯琴高娃和张丰毅红遍全国。

《骆驼祥子》（1982）

1984年，凌子风又将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边城》搬上了银幕。用凌子风的话说，“沈从文的作品有韵味，带有诗性”，要拍出他的独特味道并非易事。凌子风巧妙构思，将第一个镜头选在沈从文书房拍摄，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出镜，伴随着介绍沈从文的画外音，镜头缓缓进入到“边城”……

《边城》（1984）

作为一个曾经娇生惯养的大少爷，凌子风骨子里崇尚自由，乐观豁达，但是面对逆境，他也能泰然处之；作为画家，他的作品连李苦禅都欣赏不已；作为导演，他的电影风格多变，艺术独特，多年来，他和他的电影以及演员，都曾拿奖拿到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