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倩，就读于市光一小，在学校是一名收作业的人员。我比较喜欢‘自黑’，性格开朗，还当过主持人。”“我在怀一小学上三年级，在学校里负责关灯和关风扇，我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消防员。”这是一场六一儿童节公益活动，现场30多个活泼开朗的孩子，都是原生家庭中缺失父母的困境儿童。

日前，上海市儿童福利基金会的首个公益项目“爱伴童行”启动。为期一年的项目，将为上海每一位困境儿童配备专业的儿童福利社工，定制“一人一方案”的结对关爱帮扶计划。

项目启动以来，上海各区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深入居民区对困境儿童进行了一次深入排摸，将符合上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孩子纳入保障对象。“本周又有8名新增的困境儿童获得了生活补助。”杨浦区救助站社工胡求军说，从下星期开始，专业社会组织联合救助站社工的首次入户走访将启动，在6月底前完成困境儿童的“一人一档”计划。

困境儿童，不一定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但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都缺失了最重要的角色——爸爸、妈妈。有的父母亲是重病或残疾，还有的是入狱、失联、失踪或者死亡。而找到这些孩子，往往是救助的第一步。

寻找困境中的儿童

救助站社工李晖从2012年开始接触困境儿童救助工作，是孩子们口中的“大妈妈”。“这些孩子看似天真快乐，和平常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他们心里都或多或少受过伤。”

李晖还记得去年第一次到小倩家的情形。“孩子父母双亡，由爷爷奶奶带着，但她独立、开朗。那天奶奶煮了汤，她说汤里的黑木耳是她帮忙洗的。”

李晖接她第一次去参加了做蛋糕的活动后，每次见到李晖，小倩都会眨着大眼睛问：“大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做蛋糕啊？”在困境儿童的小集体中，小倩就像开心果一样，总能鼓励其他和她一样处境的孩子。

这几年，上海民政部门通过遍布各街道的儿童督导员、各居委会的儿童主任进行排摸，找出符合条件的孩子，为他们申请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补助。“截至今年4月，杨浦区共有650名经济贫困、抚养环境困难或原生家庭监管缺失的儿童，但符合困境儿童生活费补助条件的只有38人。”

困境儿童生活经费补助对适用对象的条件有所限制，只有父母双方均不能履行监护义务的儿童才能被纳入名单。比如父母双方均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或者一方符合上述情况另一方死亡或失踪。

“然而很多生活在低保家庭的儿童，服刑的父母释放出来6个月后生活费补助就暂停发放了，但如果父母仍然长期没有工作，孩子所处的抚养环境依然非常困难。”他们大多跟爷爷奶奶或其他监护人生活，一些实在没有地方去的孩子，就借住在救助站里。

最难解释“爸妈在哪里”

申请到补助的儿童虽然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但孩子们在精神上更需要陪伴。孩子跟祖辈生活在一起，但父母的角色，并非爷爷奶奶可以取代。“比如有的孩子到了青春叛逆期，经常和爷爷奶奶闹矛盾；疫情期间一些老人不懂得帮孩子上网课，要靠社工上门帮忙解决。”李晖说。

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跟孩子解释爸爸妈妈在哪里。“如果父母是因病去世还好解释一些，但有的父母是自杀、逃债或者失联了，爷爷奶奶不知该如何解释，孩子自己也会回避这个问题。”

有一次，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被无心人问及父母在哪里，他回答：“爸爸妈妈去旅游了，他们现在过得很开心。”这时，爷爷奶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孩子心里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还有的孩子即便户籍仍在上海，但为了回避原来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就由老人带到了外省市去生活。

在杨浦救助站的“困境儿童之家”，数十名困境儿童组成了一个小集体，社工们会不定期地上门走访，每逢节日或寒暑假就组织他们做活动。“爱伴童行”项目启动以后，专业的社会组织将加入困境儿童的结对扶持当中，为他们建立一个“家”。

在这个特殊的“家”里，孩子们无分彼此，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遭遇。“有些孩子因为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学校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沟通，但在这个集体里，他们不需要隐藏。”年纪大点的孩子带着小孩子，他们共同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原来我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

那些名单外的孩子

最让李晖心疼的，是一个在名单以外的孩子。“有的孩子曾经在名单里，但后来因为父母突然出现了，只能离开，然而父母并没有真正给予他们照料和关爱。”

小晴4岁那年，妈妈坐牢，爸爸外逃，她由隔壁一对老人带大。老人本身有一儿一女，家中并不富裕，儿女也不支持老人收养小晴。但这对善良的老人舍不得丢下孩子，多年来靠着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小晴的困境儿童生活费补助把孩子抚养成人。然而就在小晴上初三那年，她的亲生父亲突然出现了。

父亲的出现使得小晴被划到了“名单”以外，但这位父亲并没有把孩子接回去，只是每个月从自己“低保”中拿出一点钱给孩子当生活费。失去了生活补助，日子更加艰难，但老人没有放弃。当时孩子正值中考的关键时期，老太太说：“我必须咬咬牙再坚持坚持，不能影响她中考。”

在小晴心中，老人才是她的父母，她从小叫他们“爸爸妈妈”。而对于突然出现的父亲，她本能地抗拒，不愿相认。“不是没有想过走法律途径，控告其生父监管不当。”李晖说，但即便走到这一步，孩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算法院判了，父亲受到惩罚，但他释放以后就会管孩子了吗？或者在判罚之前，他就把小晴接走，反而会让孩子失去现在的家庭和关爱，未来谁为孩子的生活来源和日常照料负责呢？”

小晴从小喜欢钢琴，因此即便生活拮据，老人还是省吃俭用地给她报名参加昂贵的钢琴班。去年，复旦大学一个心理学俱乐部得知了小晴的情况，给她送了一台电钢琴。钢琴送过去那天，社工专门挑了老人亲生儿女不在家的工作日白天。“老人今年60多岁了，自己的一双儿女都到了成婚的年纪，但老人根本没有时间带孙子，甚至把所有精力和积蓄都用在了小晴身上，儿女难免有意见。”

小晴今年上高一以后，开始在学校住宿，只有周末才回到老人家里。在外人眼里，她就是这家人“超生”的孩子，有一对比她年长十几岁的哥哥和姐姐。“记得8年前刚认识小晴的时候，她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一玩起来就很开心。现在长大了，面对来自现实生活的重重困境和压力，她的笑容也越来越少。”失去了生活补助，养父母年纪渐大，亲生父亲又“飘忽不定”，高中毕业以后还要上大学吗？未来人生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她在寻求答案。

小晴说自己将来要当一名律师。因为她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法律援助，她希望自己将来也有能力去帮助和她有一样遭遇的人。“我自己有亲生父母，但从4岁开始，他们就不在身边了。是别人给了我爱，陪伴我成长，所以我也想把这份爱带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