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知识群体荟集上海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对走苏俄道路的认同，促使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日益升温，产生了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等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警察的监视，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出京。途中两人郑重商定分别在上海、北京建党。2月19日陈独秀来到上海，4月迁入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寓居。当时，上海有《星期评论》的主笔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等人，几位笔杆子与陈独秀均是新朋旧友，都住在法租界，彼此相距不远，往来密切。

当时，全国有不少青年要求思想解放，他们不约而同到上海寻找出路。参与浙江一师学潮的俞秀松和施存统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俩经李大钊的推荐而来。4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稿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杨贤江追求思想进步，时常拜访陈独秀。一时间法租界的老渔阳里一带，群贤毕至，热闹起来。

5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他与陈独秀等人反复座谈，石库门的天井里时常回旋着论辩声。据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1920年6月间，陈独秀倡议：鉴于当前工人运动急需理论指导，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和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桴鼓相应，南北两个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锤炼的优秀青年凝聚起来。

从研究会转变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又经历一番周折。在实践中，陈独秀认为“旗帜要举得鲜明”，要学习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建立严密组织。陈独秀创建政党的心情是迫切的，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他断定：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需要立即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

1920年8月，李达为“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从日本回国。他投奔陈独秀，参与筹备建党。8月中旬，老渔阳里2号，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首次决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汉俊起草党纲草案共10条，其中包括“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革命纲领。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致函李大钊，经认真斟酌，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在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组的性质，又被誉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在公共租界的档案卷宗里，也存留了一些相关记载，从中得以窥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吉光片羽。早在1920年4月，英国在华情报收到报告称，李人杰（汉俊）是两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8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在“中国情报”一栏中，更是出现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陈独秀，前北京大学教授，现居环龙路。据报道称，陈正于该处安徽籍人士中组织一社团，旨在改进一系列安徽事务并废除现任督军。”这虽然没有破解社团的真实性质，却还原一个重要事实：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群体荟集上海滩，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上升为建党实践。这些先驱开展了工人运动、构建宣传网络、创建青年团和函约建党的一系列探索。

长衫先生走进工厂

共产主义不是流于理论止于实践，早期共产主义者脱下长衫，换上短装，“转向工农劳苦人民”。

1920年4月，陈独秀到上海码头工人中了解情况，工人的悲苦现状令他深思。5月1日，上海产业工人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集会，集会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拟定的。当天，他与陈望道、施存统等一起参加庆祝大会。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也在五一节出版。专刊篇幅猛增至400多页，以一半以上的篇幅，登载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附有翔实的统计资料。这一期《新青年》发行数量多达一万份，在全国广为传散。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专刊

陈独秀到上海后频繁的活动，也被上海租界当局的密探记录在案。在1920年10月的一份密报中，除了反映陈独秀与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有密切接触，还分析说：“由于其布尔什维克倾向，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就非常可能会给当局制造很大麻烦。”

上海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启汉和李中，两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沪西小沙渡和沪东江南造船厂。

1920年11月，在安远路62弄（锦绣里），20多岁的湖南小伙子李启汉在工友们的围观下，将“工人半日学校”的黑字白纸条，贴在门上——这是共产党的第一所工人学校。开设有识字班及游艺会，工友们有了学习和休闲的好去处。关于“工人为啥苦”“资本家怎么剥削我们”，工友出神地听着“大道理”，却又很无奈地说：“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李启汉启发工友：“工人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我们工人要做天下的主人！”因为方法接地气，工人学校发展迅速，建立了工人党组织，积极分子孙良慧等成为第一批青年团团员。

1920年8月初，李声澥改名李中，受早期党组织委托，进入海军造船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做锻工。他广结工友，发动组织机器工会。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当天有近千人参加，孙中山、陈独秀一起“同框”出席大会，这是非常稀见的。在演说中，陈独秀对机器工会寄予厚望，肯定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台柱子”的重要地位。

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旧址（位于黄浦区自忠路，原西门路泰康里四一号）

上海机器工会创办英文义务夜校，每晚教课2小时，不收学费，深受工人欢迎。从发起到成立，短短两个月，已有会员370多人，初受教育的工人，还能在《机器工人》上发表文章。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引起了国外工会组织的关注。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Roy Brown）发来贺电：“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育工人，我们希望你们的成功，而且表示国际上的同情。”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劳动界有了联络。

“三刊一社”宣传网络

1920-1921年，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构建了“三刊”（《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一社”（社会主义研究社）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网络。

《劳动界》创办于1920年8月15日,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

陈独秀将经营了五年的杂志《新青年》改组，吸收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等加入编辑部。9月，《新青年》第八卷一号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由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转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自由主义者胡适不由大惊，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

8月15日，第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创刊，李汉俊担任主编。发刊词中阐明，办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该刊语言通俗易懂，是发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工人读物。随后，上海又创办《上海伙友》《机器工人》《友世画报》等工人刊物。

11月7日，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任主编。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肇始出刊便石破天惊。刊物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在分辨无政府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时，《共产党》表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为了避开搜查，撰稿者都不署真名。通过寄送的方式，在全国秘密发行，成为各地党员的必读材料之一。青年毛泽东在收到《共产党》月刊后，一面组织长沙党组织成员学习，一面向进步学生散发。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信中说，赞誉《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

鉴于出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租赁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该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首版很快售罄，9月又出了第二版。到1926年5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已重印第17版，其再版速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任何一本图书。

随着租界文化政策的收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刊物也屡遭破坏。1921年初，《新青年》8卷6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法租界以“过激”为由，不准《新青年》在上海印刷。于是，从第八卷第六号起，《新青年》改在广州出版。1921年初春，《共产党》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

尽管困难重重，但这些进步书籍已在中华大地点燃熊熊之火。毛泽东等人深受影响，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即其在1920-1921年读到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这些书刊不仅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以后的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渔阳里的星星之火

在筹备建党期间，陈独秀提议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团的中央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如此，老渔阳里2号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在地，新渔阳里6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团机关还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选派了刘少奇、罗亦农等一批优秀团员赴苏联学习。

新渔阳里6号

俞秀松撰写了青年团章程，建议各地建团。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全国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委会。由于上海青年团组织的发起与指导作用，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忠实助手的良好基础。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紧锣密鼓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11月，李大钊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并亲自担任书记。1920年5月，青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寓居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近两个月。期间，他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一起探讨理想与主义。由此，他回忆，“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于1920年冬组建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建立起来的，取名“共产党武汉支部”。1920年12月，陈独秀南下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堂等建立“广州共产党”。此外，李大钊派遣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联系，建立山东党组织。陈独秀还以通信形式，推动旅法的张申府、蔡和森等人建党。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据考证，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15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此外，还有曾经在上海参加党组织、后去武汉的刘伯垂；留学法国的陈公培、赵世炎；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周佛海等。上海小组成员中年龄最大的陈独秀41岁，最小的沈泽民只有19岁，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他们勇立时代潮头，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转型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开创了若干第一，担纲了“发起组”“中央局”的作用，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百年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理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与时代的担当。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画作《劳动补习学校》【作者：沈金声1959】，劳动补习学校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