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7月26日晚，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深情叙述，由纪录片导演张同道执导，深度聚焦中国当代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六位作家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落下帷幕。

在这7天里，我们跟随张同道的镜头，去到了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大美阿坝，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路寻找他们文学梦想最初升起的地方。

这是张同道历时两年的心血力作，更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

值此收官之际，川报观察拿到了张同道和CCTV《文化十分》栏目微信公众号的授权，发布张同道的口述实录，以飨读者。

6600余字。深度解析了这部作品的缘起、创意、实现过程，以及拍摄幕后那些感人的故事，还有莫言替所有观众问出的那个问题：“《文学的故乡》会有续集吗？”张同道说……

以下为张同道自述——

张同道自述

01

多大的明星去扮演鲁迅，都不是鲁迅

2012年11月，我听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时刻。

一直以来，我们遗憾中国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年鲁迅没有获得，沈从文没有获得，林语堂也没有获得，但今天莫言获得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文化上是有自卑感的。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之后，它是一个全新的语体，不同于过去文言文的写作。那么，白话到底有没有文化？白话能不能完成经典的写作？其实我们心里没数。直到莫言老师的出现，我们看到，世界是承认中国文化的。

我是一个“文学的逃兵”，学生时代怀揣着文学梦，最终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也没有当成作家，但这个梦一直没有消失。作为一个纪录片人，我就想，我怎么把这些作家们用纪录片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对我非常有诱惑力。所以我提出了“文学的故乡”这个选题。这也是我用纪录片的方式再次回归文学。

还有一个触动我要拍摄的灵感来自鲁迅先生。李白没有留下影像，那是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摄影机，可是鲁迅没有留下影像，是电影工作者们没做好。

先生去世之后，那么多电影厂来拍他的出殡，可就是没人在先生健康的时候，去拍一拍他的生活，让鲁迅自己读一段《阿Q正传》，读一段《故乡》。我非常想知道先生操着一口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读《阿Q正传》是什么感觉？假如能把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留下来，那到现在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纪实有不可替代的力量，多么大的明星去扮演他，也不是他。

这些作家还都年富力强，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价值不够，事实上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世界性的文学创作成就。他们就是当代的鲁迅，就是当下的李白、杜甫，我相信历史会这样记载。

在他们表达能力、思想能力都非常好的状态去拍，而不要等到80岁，人走不动了，思维也跟不上了。

2012年的时候我正在拍《贝家花园往事》，所以这个项目暂时搁浅了。一直到2015年6月份《贝家花园往事》播出，大概11月12月份我开始做《文学的故乡》策划案，立项下来大概是第二年四五月份。

我拍了整整两年。之所以时间跨度这么长，很大一个因素在于，要说服这些作家接受拍摄很难，几乎是我拍过所有片子当中最难的。甚至有一些我很欣赏的作家，明确拒绝我说，作家留下著作就够了，不需要影像。他们觉得在摄影机面前很难受，莫言老师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对镜头说话，最幸福的事是在酒庄喝酒。他把自己放得很低，总说“我有什么好拍的”。我说，您的价值比您预想的可能要大。

我很执着地、坚定地去跟莫言老师一次又一次地谈。甚至在他没同意的时候，我就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给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后来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家伙太难缠了，心想着要么就让他拍一回吧，打发了事。

不光是莫言老师，所有的作家都很忙，像迟子建，开始也不愿意拍。我跟她解释，我很早很早就读她的小说，我喜欢她作品中那种清澈透明，生命璀璨地绽放；关键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我需要一个冰天雪地里走出来的作家，也需要一个女作家。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行吧，但有一个条件，主要不是拍我，是拍我故乡的土地。这其实也是我的想法。

即便同意了，心里还是犹犹豫豫，有些不甘。但后来看过片子之后，迟老师写信给我，说“我差点错过了和你的合作”。

毕飞宇老师更有意思。最早这部片子的题目叫《文学的乡愁》，我跟他第一次通电话，他回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乡愁”。我说那你有故乡吗？“没有故乡”。这谈话怎么继续？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解释，我对故乡是怎么理解的。他说，“你这么想的话，那可以”。毕飞宇后来说：“只要我在那个大地上书写过，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乡。”

02

回到文学现场

我一直好奇，鲁迅笔下的故乡跟真实的绍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都有故乡，在故乡生活长大，但关于故乡的记忆只属于个人。这些作家不同，他们把自己的故乡变成了艺术的故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阿坝，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

莫言老师的小说里有沼泽地、海洋、大河、大川，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都有，但你到高密去看，一马平川，有些河也早干了。是莫言的那支神奇的笔，让这块土地生出了翅膀，生出了灿烂的、像礼花一样的风景。这风景如今不仅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世界文学版图一处著名的风景。

为什么能从真实故乡生发出一个艺术的故乡？做纪录片的人都喜欢现场，《红高粱》的现场是什么样，《透明的红萝卜》的现场是什么样，我要去高密大地上找一找莫言的文学现场。

这对我来讲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体验之旅，高密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太肥厚了，是这块土地的文化孕育出了莫言。

莫言老师跟读大学出身的作家不同，他基本的知识构造来自民间，是田间地头里听来的。所以他说，“当你们用眼睛阅读的时候，我用耳朵在阅读”。他的文学带着色彩，带着气味，甚至带着那种原始的神秘的感觉。我们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有过，但是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科教育之后，这些能力都没有了。莫言身上一直保留着，所以他的作品一出来，整个文坛震了。

莫言写的空气，你都能拧出水来，莫言写的高粱地，且不说九儿和余司令惊天动地的爱情，就是那片高粱地就让你激动不已。在莫言看来，高粱是活的，高粱地本身就是一片精灵的世界，张艺谋最早也是被这片高粱地打动的，而不是那个故事。

我拍这样一批小说家，为什么要拍故乡？故乡首先是一个物理的形态摆在那儿，可鉴，可拍摄。文学就是从故乡里长出来的。

怎么把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转化成影像？第一是拍土地。土地不光长庄稼、长草、长花，还长思想、长文化。山东这块土地上，就长出了千古流传的妖魔鬼怪的故事，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一种文学；长出了孔子，薪火相传的儒学；还长出了茂腔、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民间艺术。

拍土地要拍身穿不同衣服的土地，土地是会换装的，季节是它的化妆师。所以在莫言的片子里，你能看到土地春夏秋冬不同的面孔。

拍土地不拍粮食，不拍土地长出的果实，那拍不出土地的灵魂。土地不是钢铁混凝土，土地是有生命的，有孕育能力的。

这次我大面积使用航拍，把这几位作家都折磨坏了。飞机飞起来，经常让作家走一圈，又走一圈，为的就是把人和土地的关系拍出来。

第二个规定动作是作家返乡，这也是事先跟作家约定好的。

故乡包含两个元素，一是故乡的土地、房屋，一是故乡有你的童年，哪怕是故乡的一棵树，一处断墙都可能承载着你的记忆，这是有情感力量的。所以所有的作家都回到了他们生长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需要纪实。如果说大航拍拍的是美的风景，那纪实就要抓真情的流露。所以你看莫言老师，尽管他的旧居已经回了千百遍，但到了之后还是有感触。他给我们介绍，这是他出生的炕，这是他第一次阅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接受了大江健三郎的采访。每个地方都充满了记忆。看到石磨，他说小时候就怕这个东西，重，那磨拉了半天，才磨出那么点粮食。后来到山东另一个庄园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石磨，他还忍不住拉着转了好几圈。

再比如迟子建回到北极村，一开始还高高兴兴给我们讲，突然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因为她最想看的人不在了，姥姥不在了。姥姥去世之后，她再也没回来过。这些作家洞察人性，洞察世界，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世故，多么沧桑，对社会的洞察多少细腻，但依然保持了一颗水晶球一样的心。一到这些地方，他们最纯朴、最纯净的情感就流露出来了。

阿来老师回阿坝，妈妈看见儿子回来当场就流泪了，场景也非常动人。

阿来就是那片土地长出来的一棵文化植物，丰厚的土地、丰厚的文化滋润着他。所以只有回到他的群体中，他才如鱼得水。那天，尤其是喝上几口酒之后，一家人在那跳、唱，阿来老师流泪了，这是他对家乡的情感。

接着我们去拍土司官寨，就是《尘埃落定》里面写的卓克基土司官寨。他担任过当地的政协委员，也认识很多老土司和土司的家人，所以他有机会就跟他们聊天。

我问他怎么构思小说，他说不构思，从来不构思。他对什么感兴趣了，就去调研，到处走，突然有一天，想写点东西了，往那一坐，白桦林的画眉鸟在树林中叫了起来，《尘埃落定》就开始了。事实上，那是他多年调研、了解、体悟的结果。

我们去爬山，他带着相机一路都在拍植物，拍花。我故意考他，这叫什么，那是什么，有什么特性？他每一个都能说出来。

在海拔4400米的巴郎山，阿来老师坐在石头上，跟我说他要写一部关于植物猎人的小说，“虽然看起来像是在陪你拍摄，但其实我是沉浸在植物猎人的角色里。这趟回去我就要写了。”

阿来也没怎么读过书，上过学，但他的身上有一种藏人的直觉，他就是靠这种直觉来洞悉世界，我甚至怀疑他能跟那些动物、植物对话。在阿来的书中，如果没有了森林，没有了河流，没有了寺庙，那就不是阿来了，他就是那块土地的代言人。

03

作家不是演员，来不了假的

我至今还没正式向莫言老师道歉过，确实把他折腾坏了。

他勉强同意拍摄的时候，正好要回家给老爷子过95岁生日。我们就跟着去了。

其实我跟他说的是采访一天，但第一次回家5天，就有4天在配合我们拍摄。一开始，航拍的时候我让莫言老师在土地上一圈一圈地走，他很不理解，说，“作家，你不能让我当演员一样”。我千方百计给他讲明白，为什么要拍这个镜头。

后来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莫言老师是个厚道人，一见了面，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再提出什么要求，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我们就“利用”了莫言老师厚道的这个弱点，再加上这个过程，他也看到我们的队伍比较专业。原来他只知道日本人很敬业，没想到我们更敬业，因为全纪实，摄影师真的是疯跑。有时候莫言老师拍完回去了，我们还得留下来拍空镜。饭点了，他一遍遍打电话催我们回去吃饭。我就说我们回不去，你们先吃吧。

他慢慢接受了我们，也越来越愿意沟通，后来还主动提出来漏拍了他的话剧，说可以随时配合我们。

拍摄跨越了三年，前前后后加起来有20多天了。这么大一个人物，我们没给过他一分钱的报酬，他却愿意配合我们这么多，莫言老师很让我感动。

贾平凹老师是我们拍摄的作家中年龄最长的，也是我阅读作品最早的。我发现贾老师身上有很多农民的那种朴实，待我们也非常好。

同样也是回他的老家。快到老家时他说，有新路，有老路，新路一个半小时就走到了，老路要走接近5个钟头。我说走老路，新路只是快，但没有美，我想看到秦岭最美的风景。贾老师说好。

他什么也不说，我们说怎么走就怎么走，说怎么爬就怎么爬。一直拍到夕阳西下，突然天空出现了一束佛光，像放了烟饼一样，光线很清晰，在西方顺着天空就撞过来了。贾老师也喜欢得不得了，顾不上我们，拿着手机就在那拍。我说贾老师真是一个有福的人，这种拍摄我很少遇到。

晚上到了商洛，他跟我说，“我的脚已经走不动了，你这一天比我一个月走的路还多”。原来他穿的鞋是别人新送的，不太合脚，走长了脚疼得很。但他看我们拍得认真就一直陪着，到了宾馆才说，脚其实都磨破了。这让我很自责。

到了城里，那边有朋友接待他，吃什么呢？结果贾老师要吃糊汤，就是玉米糊糊弄得稠一点，里面好像还下了点粉条之类的东西。在一个破旧的棚子里，卫生谈不上了，还没座位。贾老师站着到处找座位，就那样在那儿吃了一碗糊汤。这个场景我也很触动，这么大一个作家，一个名人，回到家之后，还是带着这些朴素的记忆。他说胃是有记忆的，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喜欢一辈子，到死也改不了。

六位作家中特别有趣的是毕飞宇老师，他一开始跟我说，不回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我问为什么，他说怕去了感情控制不住，30多年没去过了。

他不想去，我也不好强迫他，就找了一个跟他的村庄完全相似的、落后的、保存得很古风的村庄，他就在那转了一圈，找不着感觉。

沉思了几分钟，他突然跟我说，走，还是去我老家那个村。作家都玩不了假的，他不是演员，不能在这儿装模装样。他最不想去的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是最有戏的。鲁迅先生有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假的不可能成为真的。

回到他原来生活的村庄，找不着自己家住的地方，到处问。后来看到一片河湾，他说肯定是这儿，图像很清楚，但具体是哪儿找不着，他就在那儿发楞，突然一回头，一拍脑门。那是个长镜头，1分40秒，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但我的摄影师特别棒，就这样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记录。毕老师转过头去，那个宽厚的背在抽泣。我们就这么等，直到他回过头来，走，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他看到了大门上面的字“杨家小学”，他爸爸妈妈都是小学教师，所以他就在那儿出生的。这个场面特别触动人，最后我一帧都没剪，全部用到片子里。毕老师后来看片，看到这儿又哭了。

拍摄中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我们从毕飞宇邻居家出来准备走的时候，他童年的一个玩伴从外边回来了。他是个哑巴，小时候两人玩在一起，睡在一起。毕老师一把抓住他的手，俩人回屋，哑巴嘴里一直发出各种声响。毕老师又忍不住，一个人躲到小屋里哭了一会儿，我跟摄影师说不要去，我们就在外头拍，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哑巴是否认出毕飞宇，但是两人的感情很动人。

我们跟着迟子建去北极村那天，迟老师一到了雪地，一看见白桦林，就控制不住了，她在地上打滚，还故意把鞋子踩歪，让雪掉到鞋子里，再把鞋子脱了把雪抖出来。我在旁边吓得，脚冻坏了怎么办，零下42度，什么概念。

我也把她折磨坏了，片中一架小马车在雪地里拉爬犁，这是她童年的一个交通工具，现在已经没有了，成了旅游用的东西。这组镜头不是纪实的，寓意迟子建坐着马拉爬犁回到童年，造型上也很美。她拍了3个钟头，零下40多度，最后她说，“你还没拍完，我这个耳朵都冻坏了”。我说，“行吧，那就到这吧”。她说，“看起来你还有点不满意”。我坦诚，“摄影师说还差点意思”。迟老师豁出去了，再拍一趟，又拍了一趟，后来耳朵还是被冻坏了。

04

文学最难拍的是思想

拍一个作家，纪实很重要，但这只是一方面。如果只有物质真实，对作家来说没有意义。作家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创造了艺术，艺术必须要表达出来，否则拍一个作家跟拍一个铁匠就没有区别了。我们甚至想过，要不要找演员去表演，或者用舞蹈去诠释作家的小说，最后都放弃了。我们这次玩得比较猛，我把作家遇到他艺术中的人物这一场景拍出来了。尤其是在毕飞宇这一集。毕飞宇划着一只船，从小河一路走过去，这看一看，那看一看，遇见了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这边是小说《玉米》里的玉秀玉米，那边是《青衣》里的筱燕秋。

特别有意思的是青衣这一段，王亚彬是非常有名的舞蹈演员，她的长袖被誉为“中国第一袖”，她跑到乡下，在油菜花地里跳，在小桥上跳。这样子就把一个艺术家构思的过程视觉化。有可能会有人不同意我的做法，那也没关系，可以商榷。阿来老师是大自然的孩子，大自然的作家。早年他是写诗的，他喜欢惠特曼的诗。为了让他朗诵惠特曼的诗，我给他营造了一个白茫茫的仙境。我们早晨四点钟起床，去拍草甸上的日出，白茫茫的一片水雾，太阳露出一点点红。一个诗人在那里徘徊，吟诵着他最爱的惠特曼。影像拍出来就很美。只是高原的早晨非常冷，露水把阿来老师的裤子和鞋子都打湿了，回去还感冒了。捕捉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在拍莫言老师片子的时候，我大量使用了山东高密的民间艺术。我们找了当地一个民间艺人，用山东快书、西河大鼓、茂腔来演奏莫言老师的打油诗。假如这段说的是莫言当兵的事，就先由民间艺人把相关的打油诗演唱出来，然后莫言老师再出来。我把老艺人放在什么地方？老艺人本来都是在舞台上演出，哪怕是打着草台，但在我的拍摄中，我把他放到庄稼地里。在《红高粱》中写的小石桥上讲《红高粱》，在胶河滞洪闸，讲《透明的红萝卜》。我们拍了七首打油诗，这就是用民间艺术的方式来讲述莫言的故事。我还特别在里面讲了茂腔，莫言老师听得特别过瘾，这是他小时候经常听的。

为了保证六个作家影像风格上的统一，基本上都是一个导演、一个摄像这样下来的。这就决定了拍摄周期会很长。除了提前充分构思好，再就是不能放弃任何一点现场，我们每天平均在外拍摄时间不低于12小时，经常是15个小时。每天拍完了我都要看回放，研究第二天的拍摄。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拍摄纪实的话，片子会更加丰满。这些作家其实是中国最后一批乡土文学作家，或许以后再也没有了，绝版了，所以显得格外珍贵。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电子气味太浓了，土地的痕迹太少了，轻飘飘的，缺少厚重感。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要亲近土地，吸取土地的营养，假如这个机会不够多，那就多读一些经典，读读《红高粱》，读读《玉米》，读读《尘埃落定》，找到那种沉潜的、深厚的力量。 莫言老师问过我，《文学的故乡》会不会续拍，我想这个问题就交给时间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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