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标牌前留影。

他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最后一位全程亲历者，为日本战犯定罪发掘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同时，他也是权威法学词典《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撰者之一。

他就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昨天凌晨，高文彬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两件事情：一是东京审判；一是大词典。”高文彬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他一辈子与法学结缘，改革开放后进入上海海运学院（今上海海事大学），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四十载，培养的学生遍及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

谈及恩师高文彬，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退休教师唐兵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一段往事：1997年，已退休的高文彬与多位东吴大学法学院（今苏州大学）知名教授一起义务编撰《元照英美法词典》。这部词典编纂期间，唐兵前往老师家中探望，看到了高文彬的手稿。“当时，这群老教授们平均年龄已有84岁，但趴在16开、8开大的稿纸上，仍一丝不苟地用红、蓝、黑笔一遍一遍地修改和完善。” 《元照英美法词典》于2003年顺利出版。

东京审判的见证者，发掘“百人斩”战犯重要证据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他参与东京审判的事迹和其他16位中方代表团成员一起，被永久保存在纪念馆的档案中。毕业于当时沪上最负盛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文彬，不但是当时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秘书兼翻译，时年仅24岁的他还为日本战犯的最终定罪发掘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证据。

唐兵告诉记者：“即使时隔半个世纪，讲起这段经历，高老仍气得发抖。”

在日期间，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扎进浩瀚如烟的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中。偶然间，他在一堆《东京日日新闻》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即日本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百人斩竞赛”，比赛谁砍掉的中国人头颅更多。后来，这份重要发现作为有力的证据被交给国际法庭，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作为东京审判的“活历史”和见证人，高文彬始终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他曾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听说过。非常有必要让一代代年轻人知道并了解那段历史。”

“高老和其他老师不一样，在国际法课上，他以亲身经历的东京审判中所涉及的战争罪行和相关法律实践，为学生们讲解国际法理论和制度，讲得特别鲜活、有说服力。况且，他是亲历者，还讲述了当时一批优秀的中国法学家为审判战犯而作出的卓绝努力，令我们钦佩不已。”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琦至今对高文彬在课堂上讲述的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的事迹记忆犹新，“老一辈法学家为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未等得及“从教四十周年座谈会”，严谨治学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执教国际法整整40年，直到退休后，高文彬仍坚持为研究生开课，75岁后才逐渐减少工作。“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筹备高文彬教授从教四十周年座谈会，没想到……”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国华昨天听到高老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难过。

王国华也是高文彬教过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高文彬在国际法课堂上的风范，王国华仍历历在目：“高老的教案工工整整、中英文兼备，老一辈学者的博学，对教学的认真和严谨，清晰可见。”在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的院史馆内，如今仍然陈列着高文彬珍藏了几十年的、由他亲笔正楷书写的教案。

为了让学生更灵活地学习、使用法律英语，高文彬曾专门给学生准备了一份拉丁语、英语和汉语对照的法律词汇表。“整张8开大的纸上从拉丁语的字根、词缀到英语词汇来源，全是老师手工整理书写的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展示了最常用的国际法词汇。”唐兵说，这其实是高文彬自己平时从事研究的积累。“老师把这些资料拿出来，让我们人手复印保存了一份，对我们阅读英文案例有很大的帮助。”后来，这部分内容也被编纂进了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元照英美法词典》。

“记得当时老教授们在一起编纂词典的时候，他们基本没有经费，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完全是出于义务，都认为‘我们该干这件事！’”唐兵深受触动，“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和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是留与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