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底，澎湃新闻暗访广州、深圳等地多家商业代孕公司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供卵者(业内称“卵妹”)补偿金、代孕妈妈佣金等费用也水涨船高。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这些中介机构“包成功”的承诺背后，则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9月9日澎湃新闻）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代孕是明令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然而，此前据媒体报道，全国代孕中介超400家，代孕费可达150万，并已形成代孕黑色产业链。特别是，疫期期间代孕“订单”大增，中介公开宣称“88万包性别”，孩子当成商品，不仅挑战了法律底线，而且让监管蒙羞。

事实上，辅助生育技术与非法代孕行为，两者具有本质区别。辅助生殖技术，是指通过对卵细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处理，最终达到治疗不育的系列技术；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试管婴儿技术。而所谓的代孕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许多女性受利益驱使，选择做“代孕妈妈”。

然而，现在人们的观念中，“借腹生子”一直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父母身份的确认。因为孩子是“代孕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其已经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尽管一些代孕协议中明确规定，“代孕妈妈”将与孩子永不见面，但是，这种血肉相连的母子情割舍得了吗？这无疑为今后的道德伦理纠纷埋下了祸根。以至于，如今代孕纠纷频发，不断陷入多重道德困境。

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势必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其监管层面的跟进和同步，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和法律缺位的抱怨。我们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为，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然而，对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行为的管理，仅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诸多部门法规，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但是，有关部门不能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去坐等国家颁布专门的法律。

因此，代孕乱象丛生，缘于立法监管“难产”。这显然值得有关部门反思。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既要加快立法规范，更要加强严格管理。2015年4月8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宣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方案。但从行动效果来看，显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目前约束代孕行为的法规，属于卫生部门发布的，其约束力不够，需要提高立法层级，设立“买卖人类精卵罪”，提高违法成本。今后，凡是发现代孕案件，应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