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双城“计”⑧|生态环境部环评中心总工王亚男:成渝要用同一套技术方法制定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此视频格式
大咖名片
王亚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管理研究近二十年,主持环保部重点项目十余项,被评为环保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工作先进个人,获2013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川观新闻记者 邓也 摄影/剪辑 吴枫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绕不开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总工程师王亚男在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提出,要特别关注长江上游生态大保护,推进两地的生态共建和环境共保。
作为本次系统访谈唯一的女专家,王亚男英姿飒爽又知性文雅。她表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希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可以探索出好的经验,供全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领域来参考和复制。
统一标准,构建联防联控行动准则
●用同一套技术方法,制定精细化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可以作为两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行动准则
记者: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党中央特别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两地如何“下好一盘棋”?
王亚男:首先要建立健全两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合理分配与协同管理机制,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用同一套技术方法,制定精细化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可以作为两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和行动准则,就能保证整个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公平性。
其次要建立两地联防联控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两地在大气方面互为输入性的污染源,在水方面则是上下游、左右岸的关系,联防联控一定要一起来做,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上形成合力。
还要建立常态化的跨流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比如为保障中游和下游的水环境安全,需要限制上游发展某些工业,那么必须对这些经济受损的地方进行一些补偿。
记者:您提到四川和重庆在大气方面互为输入性的污染源,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王亚男:必须开展两地的大气协同治理,统一两地的排放标准和开展区域的联防联控,这是由两个特性决定的。
一是大气传播介质特性。我们都觉得大气是一个流动的介质,但实际上大气污染物的扩散是有一定边界的,遇到山可能就挡住了,遇到雨可能就沉降了,落到了地上。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范围一般受地形、气象等因素影响,当然,这个范围往往不会和行政区划重合,因此需要联防联控。
二是空气中污染因子的特性。大气污染防控,最早我们是防PM10,后来陆续增加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的防控,最近一两年又特别关注臭氧。臭氧和PM2.5,与之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会来源于二次生成。成渝两地必须共同控制可能生成臭氧和PM2.5的前体物,才能有效避免二次生成。
记者:这些标准统一起来难吗?
王亚男:要说难也难,不难也不难。常见的就是成立共同的管理机构,如果机构成立起来有困难,可以建立如联席会议一样的工作机制。
我国的环境治理多是由上而下,只要两地政府有决心,统一标准是没有难度的。在相同的标准下谁吃亏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偿,就由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这些方面的统一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四川和重庆山水相连,有81条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跨界河流。水的治理,两地应该怎样协同来做?
王亚男:川渝整个区域的水环境生态功能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对长江中下游的水环境质量以及三峡的水环境安全,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既要联防联控、联合监测,还要特别关注环境风险的防控,特别是沿江生态环境高风险行业的分布和发展。
我们之前做过研究统计,川渝还是有很多生态环境比较敏感的企业分布在河流附近和城市的附近,整个区域中流域性的水环境风险还是比较大。除了像大气治理那样进行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监管之外,还可以建立一些行政的联合审批机制。例如要在嘉陵江的中游建设一个项目,环评审批可以由四川和重庆一起,而不是说在谁的地盘上就谁来批。
记者:在发展上,一般上游限制更多。如何处理好两地间环保与发展的关系?
王亚男:首先要有一颗公平心,换位思考,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还需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如果要保证下游相应断面达标的话,上游的污染物要控制在什么水平?再来看看上游需要削减多少,一方面要做到该削减的削减,另一方面削减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社会的影响,要跟下游探讨,一起进行一些补偿工作。
生态补偿机制如果在同一个行政区域,落实起来难度不大,但跨行政区域的生态补偿落实起来很难,但是一定要去做。我觉得关键就是双方要在同一个问题上要达成共识,然后坚决落实。
“忍痛割爱”,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川渝两地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责任重大,两地必须把一些生态区域真正地保护起来
记者: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环保产业的产值都达千亿级,对于环保产业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王亚男:我们通常认为没有不环保的产业,只有不环保的企业。比如说一个化工企业,不仅高耗水,而且污染物排放量也很大,但是如果它环保各方面都达标了,甚至实现了区域污染物的削减,就是一个好项目。反之,一些进行污染治理的项目也有可能造成污染,比如个别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污染了地表水体,就谈不上环保。
现实中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邻避效应。比如一个公益性项目,各项环保要求都达标,对整个区域都有好处,是谁都离不开的设施,比如厕所、垃圾电厂等,但是老百姓就不让建在他家旁边。这就是更加复杂的一个话题。
记者:这些设施应该建在哪里呢?
王亚男: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博弈,全世界都是难题。无论最终建在哪里,一方面还是要回到生态补偿的概念,给项目毗邻的老百姓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保护周边群众的环境利益,并做好充分的解疑释惑,逐渐获得认可。
记者:有建在哪的问题,还有不建在哪的问题。一些生态保护功能区会将一些发展项目拒之门外,这就涉及到在实际操作层面环保和发展的摩擦问题。
王亚男:川渝两地共处长江上游,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责任重大。两地必须把一些生态区域真正地保护起来,“忍痛割爱”不发展。
其实环保和发展肯是不矛盾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大,其实是在倒逼产业升级,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地方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保护可以倒逼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
记者:对这些区域来说,有没有一些“生态变现”的途径?
王亚男:不是每一个生态价值都可以在本地变现。所谓的生态价值,应该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价值,表现在为整个区域、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而保留、保护自然资源。比如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等等,是在保护水源涵养地、保护基因的多样性。这些环保工作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在这里保护它们,其他地方、其他时段就可以变现。
记者:当前很多新技术对环保工作助力很大,您如何看待科技与环保的关系?
王亚男:环保科技的关键不在新,也不在高精尖,而在好用。有些新技术不一定成熟,有些技术治理效率很高但成本也高,这些都需要科技进一步发展,为我们带来更加实用高效的污染治理技术。所以,我们不是靠高精尖的技术才能把环保工作做好,而是需要扎扎实实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本次系列高端访谈活动由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与四川日报社联合主办。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