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后并入贵阳市）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光绪年间礼部尚书、戊戌变法领袖。首倡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高举教育救国大旗，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致力培养新式应用型人才，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要了解李端棻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首先要借助历史文献资料，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谈起。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清末“百日维新”的重要成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的近代大学。北京大学酝酿与筹建的起点，公认是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

这份奏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建立新式学堂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北京大学校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先河。该折开宗明义，提出上奏之由，在于“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李端棻在奏折中指出，虽然同文馆、实学馆、水师武备学堂等已开办20余年，但收效甚微，是因为这些洋务教育具有“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等弊端。奏折认为，要改变目前“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的教育困境，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学制进行改革，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普设新式学堂，同时在州县、省城、京都自下而上构建三级教育机构的设想。

京师大学，其课程设置“一如省学”，但学生重于钻研，“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又提出“相须而成”，有效推广学校的具体举措，如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奏折最后饱含希望的指出，若传统的教育体制能够切实施行变革，十年之后，必能培养出大批国家急需的“奇才异能之士”“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教育改革在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仁人志士甚至将其上升到“教育救国”的高度。自李端棻递上《请推广学校折》并得到清廷同意后，兴办新式学堂之风，在南北各地逐渐兴起。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4月），京师大学堂落成后不久，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两天共完成了32个项目的比赛。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学务大臣，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大批记者，以及数千名普通观众。大学堂的各科学生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甚至连一向学究气十足的国学进士馆、仕学馆的“老夫子”们，也都报名参加比赛，给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都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本次运动会还给优胜者颁发了奖章。1912年，京师大学堂于改名为北京大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两年后赦还故里，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兴办学校，谆谆以开通风气、引导后进，以兴学育人为己任，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并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1906年，李端棻、陈夔龙与华之鸿等贵州名仕，在贵阳府中学堂的基础上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之后依次易名为私立南明中学、省立第二中学、省立高级中学、省立贵阳高级中学，1950年称贵阳市第一中学至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端棻创立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改名为贵州两级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国立师范学校。贵阳解放后，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于1950年并入该校。1957年，该校定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成立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有意思的是，清朝末年广东省台山市还创办了一所“端芬中学”。据考证：该校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名“蒙养学堂”，1912年改名“培根学堂”，1925年又改名“端芬高等小学”，1932年正式改名“端芬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6月改为公立学校。1976年重新命名为“台山端芬中学”至今。至于该学校与李端棻有何联系？还需进一步考证。2018年，为纪念对中国近代教育和贵州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李端棻，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贵阳第一中学共同创办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

不管是100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还是今天的李端棻中学，都蕴含着相似的文化传承。（周继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