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大跃进”运动。1958 年 5 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并明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1958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则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走向高潮。

1958 年 9 月 15 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四川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和布置 1958 年的钢铁生产、机械制造和建立人民公社等工作任务，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教育的“大跃进”高潮。

会后，成都地区的“大跃进”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原来的基础上，便在全市城乡迅速而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并通过农业“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工业“大跃进”以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大跃进”，迅速进入到全面铺开、蓬勃发展的高潮期。

农业生产“大跃进”。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计划指标，成都市对原定 1958 年粮食生产指标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修改。

“瞎指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各级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脱离实际的农业生产计划和高指标任务，在“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根据上级下达的指示和指标，凭着主观想象，对农业生产进行“瞎指挥”。

双季稻的推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7年，四川各地用行政命令手段推广双季稻，继续扩大双季稻的种植面积。成都 1957 年双季稻 达 289202 亩， 分 别 比 1955 年、1956 年 增加 536% 和 617%；平均亩产却仅有 28 公斤，比1956 年减产 33 公斤，减产 54%。在严重减产的情况下，1958 年，成都市双季稻的面积仍高达285390 亩。

1959 年 3 月 26 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州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像去年全党大抓钢铁生产一样，由第一书记上前线，指挥农业生产。要下决心把分散的劳动力和主要劳动力集中起来使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了贯彻执行省委的指示，体现以“共产主义大协作、大突击”的形式“大办农业”的优越性，各地不但打破队、社、区、县的界限，搞“大兵团作战”，在田间地头安营扎寨，日夜奋战，营造出一派白天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晚上灯笼火把、夜战通宵的“大呼隆”、“一窝蜂”式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热烈壮观场面。1959 年春耕生产时，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带队驻点调查的新繁县大丰公社外，成都市各区县农村均普遍贯彻省委 4 月 19 日颁行的《农业生产八条规定》，继续推行深耕、密植，统一规定各县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密植规格等。

1959 年 11 月，郫县红光公社女子机耕队开展水田机耕“旱直播”作业

在“大跃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催促之下，1958 年 7 月，四川省委作出了“今年全省粮食作物有可能比去年增产 320 多亿斤”的过高估计，并提出“1959 年人均产粮达到550 公斤，1962 年达到 750 公斤至 1000 公斤”的高指标。8 月，省委又提出“争取 1959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1000 亿斤”的高指标。实际上，当年四川省实产粮食 2245.5 万吨，不到省委估计的 60%。置身于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的形势，成都农村各地也你追我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产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号的鼓励下，争先恐后大放“农业高产卫星”，纷纷制定超越客观可能、脱离农业生产实际、无视农业生产自然规律的高指标，虚报、浮夸农产品的生产计划和产量。这成为后来影响农业生产和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建议， 认为由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大社，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4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提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从 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以后，四川也在全省各地农村开始探索实行扩社、并社和升社等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的工作，要求在平坝地区，每乡可试并一个 200—300 户的大社，作为试点。而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则在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高级形式的过渡。如 1957 年冬季全面开展的以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运动和“千斤粮、百斤棉、万斤蔗”丰产运动，因其“大兵团作战”需要跨社、跨乡、跨区甚至于跨县大规模平调劳动力，于是在客观上提出建立更大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1958 年 5 月，成都市在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着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试点和全面规划工作。同时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等形式，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为即将普遍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宣传造势。9 月，又贯彻中央、省委的指示，本着经济、文化、地形和领导方便等条件，将郊区（今金牛区）农村原来的 13 个乡合并为 5 个乡，按每乡一社的原则，将原来的 13 个乡、8 个国营农场、71 个合作社统一规划、合并为 5 个人民公社。至 9月 30 日，成都全市农村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0 月 1 日，按照省委的指示，成都市各人民公社都举行了规模盛大而隆重的庆祝国庆和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

人民公社的体制特征，概括地说，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质上就是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和高度的平均主义。

按照“一大二公”的原则，成都在 1958 年建立人民公社初期，首先是采取了“拉齐补平”的原则，将原来经济水平不等、贫富差距较大的各高级社（生产队）合并起来，实行“穷社共富社的产”。各合作社原有的土地、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储备粮、劳动力和农产品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按照“多不退，少不补”的平均主义原则，一律上交给公社统一管理和支配；原高级社社内、社外的债权和债务，也一律交公社统一处理。对于社员原来私有的自留地、屋基地、牲口畜禽、成片竹木、家庭副业等，也按照“消灭私有制残余”和拉平贫富、“不算旧账”的原则，一律折价转归公社公有。在公社范围外，则开展“共产主义协作”，在县内或县外无偿调用物资、劳动力甚至社员的 房屋、家具。另外，出于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人民公社还曾一度取消评工记分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统负盈亏”。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公共食堂纷纷建立。在公共食堂的制度规范下，社员的口粮全部拨到公共食堂统一管理，开大锅饭，不定量，不论男女老少，居住远近，一律到公 共食堂集体吃饭。后来又发展到穿衣、治病、上学、看戏不要钱，甚至按照“十包”“八包”（包吃、包穿、包婚、包丧、包嫁、包娶等）等标准，由人民公社将农民群众的生活和福利事项全部包下来。其次，生产生活的集体化。人民公社提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三是“共产风”和“一平二调”。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普遍盛行“共产风”，大量地无偿平调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毛猪、资金、家具、竹木、蔬菜等资产。

按照“政社合一”的原则及管理体制，成都农村的人民公社一般是按“乡社合一”“三级制”原则组织建立起来的。大多数在“一乡一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设管理委员会（即直接把原乡人民委员会改为公社管理委员会），下设耕作大队（或称为“管理区”“耕作区”，由高级联社改制而成，1960 年 11 月后改称生产大队）和中队（即小队或生产队，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小社改成）。一些由“数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组成的大公社，即实行以公社、大队、小队为“实”、以管理区为“虚”的“三实一虚”四级制。公社设管理委员会，原来的乡改为管理区，原高级联社改为大队，原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小队。

在“政社合一”“乡社合一”的组织原则下，人民公社实行一套机构，一套人马，乡长就是公社社长，乡党委书记就是公社党委书记，乡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社员代表大会，乡人民委员会就是公社管理委员会，乡人民代表就是社员代表。

公社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和分级管理办法。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员代表大会，并设立公社管理委员会、耕作区委员会、生产队三级社管会，下设农业水利、畜牧园艺、工业交通基建、财政、文教卫生、武装保卫、商业等科以及办公室、科学研究所，在公社管理委员会领导下，按分工范围办理业务工作，同时选举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

1958 年，灌县人民公社街头标语

公社成立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派出机关，并逐步办理社办劳教，以惩治和改造坏人。为便于调解和处理群众一般纠纷，以社为单位成立调处委员会。为巩固公社，保卫生产，保卫祖国，建立人民武装与生产合一，公社成立人民武装团，耕作区成立营，生产队成立连，实行人人皆兵的军事化。为便于处理问题，党内外分别建立监察机关，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财贸系统方面，分别将百货布匹、生产资料等物资供销部门合并为供销部，作为国营商业的基层单位，下设商店和门市部。缝纫加工、旅店、茶社、理发等合并为服务部。并设立饮食部、信用部等。

为了加强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公社成立党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和监委会，同时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团委、工会等部门。

1960 年以前，成都农村的人民公社及其各级组织在规模、管理体制和区域方面变动较为频繁。除新繁于 1959 年 7 月将原“一县一社”改为“一乡一社”外，原温江专区的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呈现出由小逐步变大的趋势，但基本上实行了“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和“各负盈亏”的管理体制。

全民大办钢铁。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超英赶美”，是 1958 年开展“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因此，工业战线的“大跃进”，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1957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在 15年内赶超英国。12 月 2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 15 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为了贯彻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实现工业“大跃进”这一战略目标，党和国家不断修改和增加 1958年的钢铁产量指标：1958 年 5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当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 800 万 ~850 万吨。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成都市先是在1958 年 5 月由市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市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决定兴建钢铁厂、化肥厂等 78 个项目，改、扩建部分企业，苦战 3 年，根本改变成都市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改变郊区农业面貌。为此，市委决定成立新建厂办公室，由王真兼任主任，并要求全市党政部门都要积极支持地方工业的发展，新建厂所需干部、职工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劳动局调配，所需物资由市物资局解决，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局筹集。8月 22 日，市委又召集市属以上各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关于保证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特别是钢铁及机械设备的生产任务的指示，并在会上当即把 48 个工厂组成了 8 个生铁生产小组，分别由机车修理厂、量具刃具厂、汽车修理厂、机械厂、715 厂、719 厂、784 厂、热电厂的厂长担任组长。初步确定 1958 年生产生铁 3400 吨的任务指标。

9 月 15 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四川省委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在全市掀起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教育的“大跃进”高潮。会议并提出成都市在 1958 年完成钢 12000 吨，争取 20000 吨的目标。

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实行“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面动工兴建成都钢铁厂、成都冶金实验厂等现代钢铁企业；一面土法上马，开展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

1960 年，中共中央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2月 25 日至 3 月 2 日，四川省委举行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四川省 1960 年国民经济各条战线的继续“大跃进”，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一步提高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水平，使先进地区更先进，迅速把落后地区和单位的生产和工作水平提高到先进地区和单位的生产和工作水平。

为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3 月，市委召开全市冶金系统党委书记、厂长会议，要求钢铁战线立即开展“一条心、一股劲、一样好”的高产突击运动。5 月下旬，市委抽调 400 名干部和工人组成 9 个生产检查团，分赴成都钢铁厂等单位，对钢、铁、煤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进行大检查，发动群众开展钢、铁、煤、 运“一条龙”的生产大竞赛。7 月，市委召开万人上山动员大会，动员和部署突击天池煤矿的生产和运输，突击新建什邡县下马河、两路口两个煤矿基地及汶川铁矿等重点工业项目。10 月，市委召开全市工业系统五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要求抓紧最后一个季度，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年产钢 10 万吨、铁 5 万吨、煤20 万吨的计划，实现工业生产比 1959 年再翻一番的“跃进”任务。当年，成都市实际生产钢 13300 吨，钢材 16400 吨。

通过“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成都市初步建立起现代钢铁冶炼和采矿工业，结束了成都不产钢铁的历史，促进了成都城市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但由于受“大跃进”运动中脱离生产实际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的影响，成都市在钢铁“大跃进”中，也出现了因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因片面强调“钢产量就是政治任务”，必须“争分夺秒、斤两不少”，“只准上、不准下”，“只能超额、不能欠账”等而不得不虚报浮夸的问题。从 1958 年 11 月至 1961 年即成都钢铁厂“上马”的头 3 年，上报的钢产量共计 10.7 万吨，比实际产量多报了 9.2 万吨；累计亏损 9841 万元，成为成都市的亏损大户和市财政的沉重负担。

另外，为了贯彻执行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方针，成都市各区县还从农村和城镇居民中无偿地大量调集青壮劳动力，在自带口粮、继续在人民公社参加分配的情况下，按军队的班、排、连、营形式组织起来，在本地区或跨地区参加“大办钢铁”会战。这种声势浩大、土法上马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因缺乏必要的冶炼技术和设备，结果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情况下，不仅未能冶炼出合格的钢铁，反倒因为“大办钢铁”中对林木的过度砍伐，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各行各业“大跃进”。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全民大办钢铁的带动下，成都市各行各业也纷纷制定了高速度发展的生产跃进计划，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工业战线的“大跃进”。1957 年，成都市制订的《成都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规划》提出，成都要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 5 年内使成都面貌大变，10 年内根本改变，把成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的工业城市。规划到 1962 年，地方工业新建 113 个项目（后实际建成冶金、机械、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企业 93 个），扩建 76 个项目。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 20 亿至 35 亿元，为 1957 年的 10.5 倍至18 倍，年平均递增 60% 至 79%。1958 年，四川省第一届第二次党代会规划提出，成都市工业建设在以钢为纲的原则下，发展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和精密的机电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逐步将成都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城市。

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也为了贯彻中央和省委“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指示，1958年 5月，成都市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市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兴建钢铁厂、化肥厂等 78 个项目，改、扩建部分企业，苦战 3 年，从根本上改变成都市工业基础薄弱现状，改变郊区农业面貌等意见。

当年，除市举办的主要工业项目外，机关办厂、学校办厂、商店办厂、街道居民办厂、人民公社办厂、大工厂办卫星厂等形式层出不穷，工业建设普遍开花。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成都全市共有这类新办工厂 450 个，产值 564万元（但其中一些新办工厂特别是街道工厂，因基础薄弱而后来多处于停产歇业状态）。

20 世纪 50 年代末红苕食堂女服务员正在殷勤地接待顾主

基本建设的“大跃进”。1958 年 6 月，市委基本建设部制订的《成都市基本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计划在“二五”计划期间，包括中央和省、市投资在内，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将达到 141154 万元（市属投资60506 万元），再加上非工业生产的基本建设投资，总投资将达到 176443 万元。其中建筑投资总额将达到 73022 万元，约相当于“一五”计划中完成工程量的 3 倍。

交通运输的“大跃进”。1958 年，成都市交通运输部门预计，为适应全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当年全市交通运输业将投入资金 64.6 万元，货运量要达到 2943369 吨，比1957 年实际运量增长 306232 吨。

为保证交通运输能够满足工农业战线“大跃进”的要求，在当时火车、汽车运力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成都市贯彻“全民办交通”的方针，大搞群众运输，积极发展人力车、兽力车和木船运输。

1959 年，成都市继续采取“跃进”措施促进交通运输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轨路的建设。建设木轨路采取了分段包干，分级管理的办法，即：市级干线、支线和厂内道路，由工地、工厂、仓库自己负责。干线的建设，又分给几个建筑单位，组织一部分群众力量，分别施工，由受益单位和筑路部门成立指挥小组，领导施工和负责筹集材料，修好后交市统一管理。交通工业建设方面，先后建立 3 个汽车修理厂、2 个架车制造厂和 1 个拖车制造厂。交通运输管理方面，加强了物资平衡和排队工作，全市交通运输部门按照“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进行物资运输的排队和安排，加强计划管理，防止对流运输，注意节约一切能够节约的运力。匆忙上马的以人力为主的群众运输、土法运输等，虽有大规模而迅速的发展，却因管理工作落后，运输效率较低，徒然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由于运力不足，只能首先且重点保证工农业生产的运输需求，市民日常的生活品不能得到正常供应，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影响了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成都市财政、金融、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行业、部门都普遍地掀起“跃进”高潮，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高标准、高指标。如市财政部门提出，成都全市的税收，将由 1957年的 4504 万元，到 1962 年升至 40611 万元，即要求在 5 年内增长 8 倍。市金融部门提出了城市储蓄存款余额从 1957 年起的 3 年时间内增长 4 倍半，农村存款余额自 1957 起的 5 年内增长 6 倍多的计划指标。市教育部门提出，从1958 年起，在两年时间内扫除全市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共 11 万人；从 1958 年起，学龄儿童全部入学；1958 年内建起农业中学、街道民办中学和职业中学共 100 所。市卫生部门决定，1958 年，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消灭“七害”，达到“七无”；基本消灭钩虫病、血吸虫病、白喉、疟疾等传染病和职业病。

由于“大跃进”时期的各种计划指标定得过高，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就根本无法完成，结果往往成为一纸空谈，甚至起到负作用。如成都市金融系统，为了完成“跃进”计划和高指标，提出需要多少贷款就贷给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款的口号。像这种无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做法，不仅无益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反而扰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和金融秩序，使银行业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主办 |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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