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副秘书长、文艺学博士后）

《觉醒年代》以其波澜壮阔的全景叙事、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鲜活生动的人物个性、历史细节的真实呈现成为了建党100周年中国电视剧的献礼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仅看见了信仰如何生成的历史逻辑、感知到建党伟业的脉搏跳跃，我们还真正认识了大变革时代的“民国范”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真切的感受到了《觉醒年代》所内蕴的时代精神，那就是：思想就是力量。

和同类作品一样《觉醒年代》表现的是建党伟业，但和同类作品不一样的是，《觉醒年代》却不止于表现建党伟业，而是宏阔地展现了建党之路的为什么和怎么做。这即是说，建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历尽探索之后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它经历了以英美为师的彷徨、以日为师的犹豫，最终凝聚成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践行，放置在1905-1920年的中国，这条道路是通过三重觉醒一一实现的。

第一重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觉醒。《觉醒年代》浓墨重彩的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深度描写，几乎成为了北大宣传片的另一种表述。尤为令人难忘的是《觉醒年代》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刻画。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思想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是在行动上为什么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理由。反封建的任务、反传统的主张、对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命运前途的寻找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新与旧、文言文与白话文、封建礼教与民主自由成为了北大课堂上讨论的话题，《新青年》的舞台正是从这里出发激荡了整个中国，鲁迅正是在此时拿起了手中的笔写出了《狂人日记》。《觉醒年代》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三顾茅庐、温润如玉的蔡元培、狂傲不羁、独树一帜的陈独秀、翩翩少年郎、谦谦君子的胡适之，以新旧两派的论争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真正的使人们感受到了北京大学所承载的历史使命，那便是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大学,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

第二重觉醒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最大程度的促使了人的觉醒。这中间具有代表性的是辜鸿铭，《觉醒年代》在此处的用笔可谓画龙点睛，作为满清遗老的辜鸿铭在接受了北京大学校评议会的诫勉谈话后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参加了解聘英籍教师克德莱的北大教授谈判团，在课堂内外主讲《中国人的精神》。尽管辜鸿铭对保皇的信仰终身不悔，但是在课堂上和讲座中却始终表现出赤诚的爱国之心。《觉醒年代》也饱含笔墨刻画了彼时的青年学生，包括傅斯年、赵世炎、张国焘、邓中夏、毛泽东等人物群像，虽然这些人未来的道路不同，但彼时作为青年学生的觉醒却是惊人的一致，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觉到民族救亡的危机，青年学生的觉醒凸显的正是五四一代的觉醒。《觉醒年代》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群像人物的刻画使我们深切感知到人的转变是如何具体而细微的，因为一代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第三重觉醒是新思想的觉醒。与《开天辟地》、《中国1921》相比，《觉醒年代》的叙事策略是独特的。尽管《觉醒年代》表现的是建党伟业，但是建党并不是该剧的主要内容，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共“一大”的召开仅仅是点到为止。《觉醒年代》真正发力的叙事核心是为什么建党、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这一贯穿全剧的线索。正是如此，我们才看到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而是海纳百川的思想发动机。正是新思想有了生根的空间，陈独秀才决定带着《新青年》从上海到北京，李大钊才会在南京考察之后毅然放弃了做官，翩翩少年郎的胡博士才回到了中国。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选择其实早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内心中作出了选择。新思想给沉沉黑暗的古老中国所带来的历史性启蒙，对国家命运所带来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凝练为了《觉醒年代》对当代中国人的思考题。今年，我们应该怎样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五四一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强烈的思想启蒙情节，尽管历史的风云际会决定了日后的人生轨迹，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真实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这里有着抗争和呐喊，有着吃人和救救孩子，有着“文学革命”和“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多年以后，李泽厚从这里出发，把百年中国近代史概括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今天当我们观看《觉醒年代》时，我们不仅确认了这句话的意义，而且重温了信仰的诞生，感悟到启蒙的光芒，确认了思想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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