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拜登政府公布了总值约为2.3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伴随而来的还有让市场担忧的加税方案。这看似一正一反的两个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出现动摇和削弱，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了已经渐行渐远了。

40年之前，凯恩斯主义者主导着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各国政府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轻而易举地创造充分就业，这一发现源自于在二战期间采取的经济试验，战争使得该试验成为必要，不过这一试验也有意按照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勾勒的经济思路来设计。就像尼古拉斯·卡多尔写的那样，“保持稳定的高就业水平这一正式职责的出现是经济思想方面的凯恩斯革命与二战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可以认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经济体都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来描述。在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中，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工资的增长，而工资是需求增长的引擎，这促进了充分就业，并为投资提供了动力，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然而，在风光无限，登堂入室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者慢慢放弃了政府对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开支的关注,凯恩斯学说被当成一个调控短期商业周期以避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政府决策工具包。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滞胀击破了这种信念,各国政府发现很难兼顾充分就业和低通胀，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信誉。面对严重的滞胀问题，80年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政策。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与复兴形式，新自由主义迅速在西方世界中占据了主流话语权，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时代。

与凯恩斯增长模式相比，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在经济政策方面带来了三个关键变化，这些变化逐渐破坏了收入和需求的产生过程，造成了日益扩大的结构性需求不足。

首先，政策制定者放弃了充分就业的承诺，转而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通胀。如果将1948-1969年视为凯恩斯充分就业政策的黄金时代，1970-1982年是石油危机引起的通胀肆虐以及劳工关系紧张的危机时期，1983年以后是通胀目标时期。那么可以发现，在危机阶段之后，通胀水平持续走低，但失业率从来没有回到其黄金时代的均值，而是被永久性地被抬高了。

其次，工人阶层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导致工资水平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联系遭到弱化。一方面，在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全球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工人阶层被裹挟进了国际竞争的洪流。另一方面，“小”政府和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迷信削弱了对工会和劳动力市场的支持，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就业保护和雇员权利等政策不断地受到冲击。

最后，经济金融化趋势和金融市场的扩张加剧了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金融市场通过实施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范式来控制公司，公司对把盈利回馈给股东的痴迷导致工资水平遭到挤压，加上股权分布高度失衡，导致经济扩张和股市上涨产生的大部分收入增长都被最上层1％的人所获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高科技和全球化带来的繁荣之中，进入了所谓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为圭臬。就连公认的凯恩斯主义带头人克鲁格曼，在2007年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新版所作的序言中也认为,“要让经济再次运行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相当小范围的技术修复,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大危机和大萧条都只属于过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标志着“大缓和”时代的彻底终结。最初，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期是快速实现V型复苏。当这一点未能实现时，人们的预期被下调至U型复苏放缓。当这一点也未能实现时，人们开始谈论“L”型复苏，然后谈论经济长期停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越来越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增长出现问题的原因, 而非治愈问题的良方。

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内部的观点来区分，大致可以分为以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共和党人为核心的鹰派自由主义者和以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奥巴马-克林顿阵营为核心的鸽派自由主义者。

鹰派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根源在于美国房地产泡沫。他们声称泡沫源于过度延长的宽松货币政策加上政府出于政治动机干预住房市场。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在2001年经济衰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利率推得太低。在房地产市场方面，政府通过《社区再投资法》以及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干预，鼓励人们入不敷出地拥有住房。

在贫富不平等问题上，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将不平等的加剧解释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因此，不平等加剧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相反，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解释经济停滞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铁杆分子要么认为危机后的严格监管（如多德-弗兰克法案）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要么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而经济停滞是未能“咬紧牙关”的结果。 

与之不同，鸽派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可以被称为“市场失灵假说”，认为这场危机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去监管和银行内部不正当的激励性薪酬结构造成的。金融机构激进的贷款行为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当泡沫破裂时，它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加深了一场普通的衰退，将其转变为“大衰退”，而利率零下限（ZLB）对货币政策的约束以及政治分歧对财政刺激政策的阻力等因素导致经济没有如预期般强劲反弹。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上世纪80年代初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转变启动了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工资停滞不前和不平等加剧，推动了通货紧缩，并慢慢破坏了总需求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通货紧缩降低了利率，而经济过度金融化则开创了资产价格通胀和长达三十余年的信贷泡沫时代。这增加了财富和宽松信贷的数量，从而解决了正在出现的需求短缺问题。每当经济陷入困境时，美联储就会降低利率，重启信贷泡沫和资产价格通胀机制，从而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和固有矛盾的爆发，产生了“大缓和时代”的假象。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信贷泡沫戛然而止。政策制定者随后利用纾困政策来解决金融体系的破产问题，并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防止大衰退成为第二次大萧条。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因此无力扭转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结构性需求短缺。随着有利的初始条件开始用尽，债务和资产价格通胀再也无法充分填补结构性需求缺口，使得经济无法摆脱长期停滞的拖累，因为停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下的必然结局。

如果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被接受，那么收入分配和需求短缺就成为中心问题。因此，解决办法是用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

形象地说，凯恩斯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是把工人阶层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场关进“监管的笼子”里。具体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无约束的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改变货币政策使充分就业相对于通货膨胀成为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强化公共服务和金融监管；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使工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并获得更高的工资份额。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世界进入了一个具有明显凯恩斯主义特征的时代。许多经济体正遭受总需求短缺，或者至少有需求短缺的倾向。“经济长期停滞”这一概念的复兴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概念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受欢迎，但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的繁荣和类似萧条的状况不再出现而逐渐消失。

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时代特征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轮回。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又回来了，这一点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再次得到广泛认同，他们认为财政刺激措施在应对衰退方面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何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仍存在争议。这与先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主流的共识是，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的这段话，用在当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拜登政府刺激政策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北京时间4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竞选的起始地匹兹堡发表演讲，正式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制造公司税收计划》。拜登提出将在未来8年时间完成总额逾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通过提高公司税率的方式在未来15年内增加联邦政府收入约2万亿美元，这部分税收基本覆盖了基建的支出规模。拜登还表示将在未来继续推出《美国家庭计划》，预计将侧重于在教育和儿童护理等领域加大支出规模，该部分将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其提供融资支持，主要侧重于对富人进行征税。

不难看出，拜登政府出台的刺激政策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从政策力度来看，拜登此轮刺激计划是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56年《联邦援助高速公路法案》以来美国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表明拜登政府的财政思维已发生改变，“宽财政”成为经济政策主基调，这将完整地诠释通过政府支出解决经济萧条的凯恩斯主义思想。

从政策取向来看，除了旨在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潜在生产率外，提升劳动力市场和创造高质量、平等的工作机会成为政策重点。根据计划，拜登政府将动用1000 亿美元投资于劳动力发展，包括：为无故失业的工人提供全面职业服务；确保所有工人都有自由和公平的选择加入工会，提升其与雇主集体谈判的能力；提高最低时薪至15美元，同时加强劳工执法机构的能力，保护工资和福利等。

在政府税收方面，拜登政府的就业计划和税改中多处着眼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参考税收公平组织（Tax justice now）基于拜登竞选提案的计算，拜登未来可能把美国最富有0.1%的人的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从当前的21.3%提高至25.9%，最富有0.01%的人的个税税率从当前的22%提高至29.1%。拜登这样做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基建融资，更重要的是旨在解决美国贫富分化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在历史进程中来看，1926年，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指出政府有责任维持充分就业，并进行增长所必需的投资。50年后，绝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遗弃凯恩斯学说的同时,也放弃了对积极干预型政府的需要,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自动实现均衡。百年之后，拜登政府出台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经济学卷土重来。处于当前这样一个社会激荡的历史时期，再次回顾乔姆斯基曾经对市场经济做出的论断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只有那些肆意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自18世纪以来，政府干预……一直是一个惯例而不是……偶尔行为。”

（作者施东辉为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