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边防港航分局破获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通讯员 徐海骏 摄 　　“长江十年禁渔”的《长江保护法》自今年3月起施行。十年禁捕，改变的不仅是市场、餐桌，更包括渔民的生计问题。大批渔民退捕上岸，他们的未来生活将如何改变？ 　　“上岸不失业！”崇明老效港渔业村的村民掷地有声的回答，是上海退捕工作最好的印证。 　　据了解，上海目前已实现“5个百分百”，即渔船捕捞许可证100%回收、退捕渔船100%拆解、捕捞网具100%回收销毁、退捕渔民100%纳入社保保障、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100%就业，率先高质量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退捕任务。

　　刘永春是崇明老效港渔业村的一名渔民。“我在船上出生，打渔占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早就窥得先机，提前上岸。在2013年的时候，他发现，捕鱼的收入越来越低，和起早贪黑的生活相比，实在得不偿失。于是，他选择上岸并找到了工作。听到要全面退捕的消息，他感到尘埃落定的轻松。 　　“一方面是为了长江好，保护长江，另一方面，这个政策也是为渔民好。”作为一名资深渔民，他深感捕鱼工作的艰难。起早贪黑，忙的时候24小时连轴转，现在村里的渔民大多是五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难以负荷这种繁重的工作。但出去找工作又没有一技之长，打渔的收入也连年下降。进与退，对所有渔民来说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不仅如此，对于下一代来说，“总不能也打渔吧？”在刘永春看来，退捕是为国为民也为渔民的好事。 　　在退捕政策下达后，村子里就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2019年10月份，刘永春率先签字，画上了自己作为渔民身份的句号。在签字的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份20多万元的补贴。这份补贴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渔船发动机的马力测算，每千瓦5000元，他另一部分是综合补贴与奖金，7万元。 　　由于此前已经找到工作，刘永春并不依赖村里镇上提供的就业岗位。“渔民文化水平低，没什么会干的，村子里提供三种岗位，保洁、保安、河道清理。”尽管如此，他告诉记者，从就业方面来讲，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保证了渔民们上岸不失业。 　　老效港镇渔业村原村委会刘主任告诉记者，在村里的渔民褪下“渔民”的身份时，政府已经给予了他们在就业上的支撑保障。具体而言，有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两部分。“很多渔民年纪都不小了，四五十岁的渔民，会给他们提供保安、清理河道、垃圾分类等工作岗位。”即针对年纪较大的渔民，提供公益性生态岗位的工作，镇里会提供相关岗位的机会，刘主任则会根据他对村民的了解，将适合的渔民推荐过去，经过应聘程序，合格的就成功入职。而针对少部分年轻渔民，则会根据他们要求提供技能培训的学习机会，比如学习电工，让他们有一技之长。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开开心心上岸。“我现在年纪不小了，也没什么能力，只会捕鱼，上岸退捕该怎么办呢？”一名许姓村民对刘主任说出自己的担忧。上有老下有小，捕鱼是他唯一的营生，虽然辛苦但也能挣点钱。选择工作后，他就成了雇员，和捕鱼时的无拘无束相比，生活大有不同。更重要的是，曾经是鱼老板的他，并无其他技能，选择做保安，收入大不如前。许老板僵持着不肯签字退捕，对村里的工作也相当抵触。 　　但长江禁渔是大环境所趋，于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刘主任前前后后上门十几次，和许老板推心置腹讲道理，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现在信息发达，长江大保护每天都在宣传，村里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只要我们仔细做工作都会同意的。”现在，许老板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滴滴司机，每天无拘无束地上班下班，既不用受束缚，赚的也不少。 　　当渔民上岸后，有落脚的地方吗？据刘主任介绍，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村里的渔民一早就在岸上有了居住的房屋。刘永春也告诉记者，在这的渔民并非吃住完全都在船上，他们只会在捕鱼期利用船只捕鱼，平时都在岸上生活。“我们的儿子女儿，也都是生活在岸上。”因此，在居住方面，渔民并不用政府兜底保障。

　　“长江十年禁渔”的《长江保护法》自今年3月起施行。由沪苏浙皖同步制定的《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也于近日正式出炉。保护好母亲河，就要让这“一法一决定”落地有声，让渔民放下渔网，安心转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记者了解到，上海长江禁渔工作重心已由“退捕”转向“禁捕”，对此将展开攻坚战、持久战。 　　上海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副主任委员李富荣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长江“十年禁渔”重大决策部署以来，本市核定长江捕捞渔船192艘，捕捞渔民194人；全市各级财政累计投入1.1亿元资金用于渔民安置、渔船补偿、江面巡护等退捕禁捕工作。截至去年底，192艘长江渔船全部退出捕捞并完成拆解；194名退捕渔民除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外，有就业意愿的渔民全部转产转业，实现“5个百分百”，即渔船捕捞许可证100%回收、退捕渔船100%拆解、捕捞网具100%回收销毁、退捕渔民100%纳入社保保障、有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100%就业，率先高质量完成中央交给上海的退捕任务。 　　同时，市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与各区政府、属地街镇加强联勤联动，组织开展“打击非法捕捞”、“百日攻坚”、“打非断链”等系列执法行动，形成了“属地管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执法机制，合力挤压非法捕捞、运输、交易活动空间。目前长江上海段已实现“四清四无” （清船、清网、清江、清湖，无生产性捕捞渔船、无生产性网具、无渔民和无捕捞生产），全社会“不捕、不卖、不做、不吃”长江野生鱼类的社会氛围初步形成，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渔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十年禁捕，改变的不仅是市场、餐桌，更包括渔民的生计问题。大批渔民退捕上岸，他们的未来生活将如何改变？四地在立法时不约而同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表示，禁捕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工作，要让退捕渔民安心转产，生活有保障，也要积极宣传引导，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 “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社会舆论氛围。 　　为此，《决定》主要作出两方面规定。其一是社会参与。新闻媒体应当宣传禁捕法律法规和政策，投播禁捕公益广告，在全社会营造自觉禁捕、保护生态的氛围；建立社会监督制度，鼓励公众参加有关志愿服务活动。支持相关科研机构开展水域生态科研活动。 　　其二是关注退捕渔民安置。与农民承包土地种植粮食类似，渔民也是“划片作业”。虽然掌握着精湛的捕捞技能，但他们大多文化程度较低。退捕上岸后，这些熟悉了水上生活的渔民们如何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岸上生活？ 　　四地在立法时不约而同考虑到了这一问题。 　　记者注意到，上海规定，加强退捕渔民的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优先安排就业困难退捕渔民从事公益性工作，做好渔民退捕后生活困难兜底保障工作。 　　安徽决定明确，持续推进长江禁捕退捕渔民安置工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加强长江禁捕退捕渔民的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对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渔民按规定通过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民政、医保等部门做好渔民的低保、临时救助、医保等工作；财政部门将加大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