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先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为几代少年儿童热爱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他怀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执着愿望，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一只想飞的猫》、《阿丽思小姐》等作品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丰碑。

1923年，陈伯吹先生在宝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学校生活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生的回忆录，一起回到他在宝山生活的那些年。

图片说明：1985年，陈伯吹、吴鸿志夫妇与小朋友在一起

1922年寒假，我从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毕业。我是罗店人，照理应该分配到罗店，但罗店毕业生太多，我就被分配到了吴淞西北12里的杨行朱家宅。

图片说明：青年时代的陈伯吹

朱家宅是一个大村庄，小学校被命名为杨行乡立第六国民小学。教室设在一间大厅里，全校只有我一个教师和这一间教室。先是4个班级，两年后又添一个复习班，共有5个班级，5个班级合用一个教室。所以，上课时支配时间非精打细算不可：在对某一班讲解课文时，另外4个班则安排自学或做练习。尽管条件简陋，但我认为课程配置、课堂管理以及教学方法都必须符合教学原理。第一年，县里派督学来视察，因学生的家长们和我十分亲密，他们在田地里干活时，看见有乘着车子、戴着呢帽、嵌着皮包的人来，就马上撂下农具，跑到学校来告诉我：“先生,‘查学堂的’来了!”我听到消息，赶紧作好准备，督学进校一看，对这所乡村小学很满意。年终，我得到了县里的传令嘉奖。省里看到县里的报告，对我的学校引起了注意，于是，第二年，省督学亲自来视察。学生家长又从田间老远处赶来通风报信，这一次，省督学也很满意。他仔细翻阅了我批改的学生作文、书法等课卷，认为我在修改病句、眉批夹注等方面都做得十分认真、细致。结果省里也对我传令嘉奖。这样一来，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师在乡里、县里就有了点儿小名气。

图片说明：1920年，陈伯吹在宝山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的作文

在朱家宅小学校，我的教学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和学生以及家长的相处也很融洽，学校生活开展得丰富多彩。从1923年秋季起，我开始每天记下学校里上课、体操、音乐、游戏等活动的情形，写得很实在。1924年9月写毕，全稿约8万字，取名叫《模范同学》。写完后，我从杨行朱家宅步行十几里到宝山城内，把稿子送请宝山师范学校的校长和国文老师看。宝山师范学校的校长熟悉商务印书编译所，就把我的这部稿子送给他们去审读，看看能否出版。

不久，县督学推荐我去宝山县立小学当初级部主任。1925年春，我被调到了这所坐落在宝山县城内、大街鼓楼旁边的县立小学。该校规模宏大，条件也很好，每个教师住两个房间，前面一间用于接待学生、批改课卷，后面一间则是卧室。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均有相当的学历，虽然我资格较浅，但因我受过县、省的嘉奖，所以校长对我相当重视。除了担任初级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级班主任之外，我还教国语、算学两门课程。这年5月，商务印书馆来信，说决定出版我的书稿，但要由8万字压缩到6万字，这个消息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出版时改题作《学校生活记》。这本反映乡村小学生活的报告文学的出版，对我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24年，陈伯吹在宝山县杨行乡（今宝山区杨行镇）第六国民学校（又名朱家宅小学）教书期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模范同学》，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易名为《学校生活记》

在宝山县立小学，我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进行读书进修。学校里有3个比我年长的同事与我较为亲近。他们从大城市读书回来，把马列主义的书带回来。我向他们借了这些书阅读，懂得了不少大道理，思想上有所进步并提高。我在讲课时也常常会给学生谈谈国家大事。业余时间，我坚持写作，经常给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学生杂志》、《少年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等刊物投稿。在学校里，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是夜自修，九点钟就寝，十点钟熄灯，一到十点，校长就会把电源总开关拉掉，全校进入了睡乡。但校长支持我写作，每晚给我一支白蜡烛，我就点着蜡烛写文章，等这支蜡烛点完，已是凌晨一、两点钟，我方才睡下。我是学教育出身，之所以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便是这夜夜坚持锻炼的结果。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年底，北伐军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东下到南京、上海一带。人们心情兴奋，认为国家有希望了。因为北伐军到汉口、九江后收回了英、日租界，所以我们乐观地估计上海也能收回。就在1926年冬天，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地下党，在一天夜里秘密举行了入党仪式，地点在宝山文庙内城中小学。

革命形势愈来愈好，我们欢欣鼓舞，在课堂上常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如革封建军阀的命，革帝国主义的命，盼望革命军早日东下长江，来到上海。不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许多革命者被屠杀，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放学后，我和另外3名教师常常坐在西校园的亭子里谈论国家大事。有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们正在亭子里谈论国事，只见从校门外走进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人。那时，吴淞地区有中国公学、同济大学、水产学院等大学，大学生们经常在海塘散步，因此他走进校园来，我们不以为奇，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可是，他却径直走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立即改换话题，从谈革命转到谈教育。他也跟我们一起谈教育，显得对教育挺内行。第二个星期天，他又来了。之后，他每逢星期天都来，再往后，除了星期天，他星期三或星期四也会来。谈话的地点从校园转移到了宿舍、城头或者海塘。我们在一起谈政治，谈反蒋。我们猜想，他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果然，4、5个月后，他叫我们去散发反蒋传单，张贴革命标语。他还仔细地传授我们贴标语的技术：至少得4个人合作进行：一人望风，一人刷浆糊，一人贴传单，一人身藏传单在后随行。

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在街头巷尾贴传单时，心情十分紧张。当时他向我们透露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党组织将吸收你们。”

然而，忽然他一个月不来，两个月不来，好长时间不来，我们担心他出事了。果然，1928年2月的一天，我们看到《申报》、《新闻报》的“吴淞地方栏”内载写着：“共产党员黄忆农，年十九岁，图谋不轨，妄图颠覆政府，着即执行枪决”云云。我们4 个人心情沉痛，在一间教师宿舍内，面对一架黑色的柯达照相机，权当骨灰盒，虔敬地向他表示追悼，发誓：“我们一定追随你，我们的革命道路决不改变。”

图片说明：《新闻报》刊发陈伯吹的单线入党介绍人黄忆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消息

1928年6月里的一天，吴淞宪兵司令部派宪兵把我捉到县衙门。我到了那里才发现那个姓徐的同事也被捉来了。在我被捕后，学校里一个学生立即到我房间里，把我阅读的革命进步书刊拿走了，因而宪兵没有抄到什么。宪兵参谋长对我们说：“你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随后，就放了我们出来。这件事在宝山县立淞阳小学纪念册上有记载：“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教师陈伯吹、徐学文被捕，经搜查无着，旋即释放。”

到1928年底，我和姓徐的同事觉得再待在宝山易遭不测，于是一起离开了宝山县立小学，流亡到了上海。

书本来源：《红色足迹不朽丰碑》

（来源：上海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