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孙中山晚年之史事时，一定会谈到他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以及这次大会通过之宣言（以下简称“一大”宣言）。孙中山在大会开幕时的演说里面指出：“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他对“一大”宣言之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大量史实证明：“一大”宣言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但从它的起草到审议，再到通过乃至发表之整个过程，孙中山始终都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他实际上是该宣言的第一作者。

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一大”宣言初稿

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案之产生问题，有几种说法：如孙中山在1923年12月2日的批示中曰：“此稿为我请鲍（罗廷）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张国焘在晚年之回忆录中说：“鲍罗廷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是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则谓：“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这三种大同小异之说法证明了一个不争的史实：该宣言草案，是由联共（布）（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代表共同拟定的，而孙中山就是此项工作之领导人和指导者。

负责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初稿者，乃孙中山的首席顾问鲍罗廷。鲍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1924年2月）写的一份《札记和通报》中，回忆并披露了其代为起草“一大”宣言稿之大致情况和一些内幕。他在1923年10月18日同觉悟社记者谈了对国民党之观感：“中国现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革命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军人精神及国民党的组织二者是也。中国国民党主义之精神，正在勃兴奋斗，一有军事精神及国民党组织，则国民党主义之精神将更为增势。”稍后鲍又认为：能否制定和通过一个“根据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是关乎到国民党“彻底改组”成功与否的关键。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0月25日讨论国民党改组的特别会议上提出，应“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制定国民党党章”，“尽快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并还专门就党的改组问题，“以及章程草案做了报告”。不久后，鲍罗廷又“在上海……与中共中央的同志一起决定：建议国民党提出一个完整的纲领，说明它拥护什么。有这样的行动纲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可以做到：（1）对过去作出比较明确和正确的估计，并揭示革命失败的原因，例如没有党，没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明确的纲领，没有党的纪律，等等。一句话，估计到过去的经验，并指出1911年革命失败至今的后果。（2）评论那些关于如何摆脱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毫无用途的、也有没任何意义的建议……例如立宪派、联邦派的建议，以及成立在外国人保护下的务实政府的建议等，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必须进行分析……。（3）指出如果现有的建议都不适用，那么国民党要提供什么出路，即作为一个争取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它必须明确说明它准备根据那些原则建立未来的政权。换句话说，它必须有一些作为其纲领基础的原则，……至少应向本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国民党的主义，即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极关注宣言稿中对三民主义的表述。1923年11月19日白天，“孙中山召请鲍罗廷到他的大本营。他要求在党纲草案的理论部分指出一个事实，即国民党的主义是他早就拟定了的。孙中山对鲍罗廷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研究自己的理论，并如何始终不渝地为之进行斗争。鲍罗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他看来，要是没有孙中山的实际领导，就不可避免要犯错误。”在当晚由孙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第七次会议上，“鲍罗廷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建议在草案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新旧纲领的继承（性），必须在序言中说明，现在的草案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详细研究制定的。”他的议案获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了相关的决议。……这就是代表大会大致应该回答的问题。”应该说以上所述，就是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初稿旨趣之要求，及鲍罗廷草拟它时的基本设想。

孙中山一直主导着“一大”宣言草案之形成过程

孙中山关注并指导宣言起草委员会将宣言初稿修订为送审稿草案之过程，始终关注并指导其工作，他对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国民党主义之决议案内容，作出了积极而正面的反应。

鲍罗廷在忆及“一大”宣言草案形成的大致经过时说：“制定……行动纲领的过程是这样的：在上海曾召开中央上海局的第一次会议，并[我]向中央提交了第一个（宣言）草案，讨论这个草案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廖仲恺、张秋白、汪精卫和胡汉民都热情地参加了讨论。此后，这个草案由……汪进行了加工、改写，并用中文提交上来。当这个草案被重新译成俄文时，我立即发现就连我们那些著名的国民党人的思想（也）极其混乱。”而丹·雅布各斯在《鲍罗廷来到广州》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了“一大”宣言案产生过程的激烈争斗。其谓：“鲍罗廷在上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大会宣言的初稿。这是一个支配国民党改组，支配国共合作，实际上也支配莫斯科——广州合作条件的基本文件。导致鲍罗廷让步的是多次激烈的争论：中共不高兴，因为宣言太温和，反映了来自右派的压力，并使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国民党也不高兴，因为共产党人被完全允许进入国民党，也因为文件表示了特定的、意在言外的阶级斗争，文件对农民和工人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鲍罗廷还谈到，为纠正上述思想混乱和取得共识，在从上海回到在广州后，“由4人即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我组成的委员会，在瞿秋白的参加下，至少花费了15个小时”，来讨论这份“一大”宣言草案；这委员会内的汪、胡、廖三人，可视为是孙中山之代言人。在宣言草案的形成过程中，“瞿秋白同志把它从中文译成俄文，和从俄文译成中文，做了很多工作”，而鲍自己则注重做好以下三件事：一是他重新梳理宣言讨论稿，“至少把陈腐的毫无内容的空话抛掉了一半。其中对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并说明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表明该党正在努力成为国民革命党”。二是他在获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之后，及时地将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内容，补入宣言之第二部分——其在忆及此事时谓：“共产国际关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提纲，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文件奠定了基础”；“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纲领的精神”。在此顺便要指出的是，知悉内情之加拉罕也对鲍的这些说法，予以证实和肯定。他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一封信中说：宣言案第二部分“的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声明（指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引者）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依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三是在宣言起草委员会讨（争）论有关问题时，鲍既尽量“说出了”问题，尤其是“对这些主义的看法”，同时又“仍力求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始终在争取尽可能多的一致”。他认为这种沟通工作十分必要而且有益。

此间，孙中山为了解“一大”宣言草案讨论之有关情况，有时也出席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会议。鲍罗廷为探知孙对某些问题之意见和见解，在一次有他参加的委员会上，特别就宣言案问题“作出声明”说：“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行动纲领（即宣言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191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这次失败以后直至目前的中国局势，并对来自各个党派和团体关于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的建议，作出了应有的评述。第二部分对国民党的主义作出了解释，必须依据这些主义来制定党的纲领。行动纲领的第二部分简略地说明了中国的各阶级，以及各少数民族可以期待从国民党的胜利中得到什么。第二部分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理解，但是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您说的那样，应该考虑实际情况……经过长期热烈讨论之后，取得一致意见”。他同时又指出，仍“有四条不能说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需要中央对这四条作出某种决定”，并分别对它们说了自己的看法。据鲍自称，他在该会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旨在“始终力求说服国民党人”，以“争取到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孙中山在此次会上听过鲍之“声明”后有何反应，现尚未见到直接的有关史料。不过，从1924年2月加拉罕和鲍罗廷的分别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苏俄和共产国际通过鲍的努力工作后，还是争取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孙与鲍经过思想磨合后，最终接受了他在修订“一大”宣言草案稿时，所吸纳的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文本之内容。加拉罕在给齐契林的报告中说：对于“按照共产国际声明的精神解释的”三民主义，“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但他不希望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当党还没有最终形成、还没有巩固的时候，他对决议本身作了些无关紧要、更多的文字上的让步”；“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驯服地接受了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鲍罗廷在忆及此事时则谓：孙中山虽“曾对我抱怨说，党在国内的改组给国外的国民党人造成了困难的处境”，但他仍“同意（我）为国民党制定的革命纲领，迎合了我们”；“我过去和现在都致力于从内部施加压力的政策”，此办法“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的精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以及在对待工人阶级政党和经济组织的态度上，要坚持提纲的精神”。“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作出了把国民党的主义具体化的第一次尝试，在纲领问题上（除了关于没收土地和与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两条件），孙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由此可知，孙中山对“一大”宣言草案中所移植的共产国际关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决议内容，作出了予以认可的正面反应。

正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宣言起草委员会内三方经过共同努力，最后“就整个行动纲领大体上达成了协议。据鲍罗廷称：“现在看起来，这个行动纲领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尽管它“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总算是“制定了一个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来说，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性文件”。他还强调说：“只是由于孙才得以实现一个相当不错的国民党革命行动纲领。”其在此指的文件与纲领，就是由汪精卫最后定稿，并呈送给孙中山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稿。

孙中山关心审议并支持通过了“一大”宣言案

孙中山在收到这个“一大”宣言草案后，不仅亲自“审定”了该案，而且还在国民党“一大”开幕式后，亲自“指定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守常、思克巴图、叶楚伧、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人为宣言审查委员”，而将宣言案交给他们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议。他极为关心和重视宣言案的审议工作。审查委员黄季陆曾回忆说：我们在对该宣言案审议时，关于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之关系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经过一天之审议，”等到二十一日那天下午，第一次宣言审查报告提到大会之后，总理为平息会场中此一争议，特别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说作一说明。经过总理一番警辟的解释之后，……本来可以即刻把宣言审查报告提付表决顺利通过的，但总理为增加众人的理解起见，特又指定审查宣言委员会委员、大会前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把全案重付审查，再提请大会通过。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总理处理置大事的慎重”；他不以急于获得与会者……“盲目的附和拥护为满足”。结果，“一大”宣言案“经过第二次扩大审查后”之审查报告，于一月二十三日提到了全体大会上。这次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胡汉民、戴季陶先后登坛报告宣言第二次审查结果毕，代表们没有经过多少讨论，便通过了宣言全文。孙在该案通过之后又对“一大”宣言旨趣作了说明。他说：今日表决通过此宣言，“系国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破天荒之举动。”今后须大家担起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责任，“从新做起革命事业，有始有终，贯彻吾党主义，务使革命彻底成功。”

总之，尽管国民党“一大”宣言是集体创作的成果——苏俄代表与国共两党几位高层人士，皆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贡献过智慧和力量，但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孙中山与该宣言之关系更为密切，他才是它的第一作者，因为从这宣言的起草到发表，其始终都倾注了心血：孙不仅委托鲍氏起稿，及参与了意见和亲自审定该宣言草案，而且还将它提交给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宣言审查委员会审议，及亲自主持大会讨论通过该宣言；他在此宣言通过后，又以附议并主持大会通过廖仲恺等人之联署案，来补充完善其政纲的内容，并在它发表前具体地修正其文字。据此，完全有理由坚信：整个“一大”宣言的主题内容，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因此将它视为孙中山的主要著作，是完全应该和恰当的。而且史实也证明：孙本人正是这样认定的——他在临终前签署之遗嘱中写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作者周兴樑，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