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曲界，她是“永远的林妹妹”。她因饰演越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而家喻户晓，一曲“黛玉葬花”经久不衰。即便已是90多岁高龄，每每被认出，都免不了被唤得一声“林妹妹”。

她一生塑造200多个性格迥异的舞台艺术形象，被誉为“性格演员”；她不仅是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国家一级演员，也是一位党龄超过一甲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8月6日凌晨，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这位“永远的林妹妹”以95岁高龄，告别了观众和她一生挚爱的越剧艺术。“台上演戏复杂一点，台下做人简单一点”，是她的人生信条。

王文娟生活照。资料图片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她就是林黛玉

1926年12月，王文娟出生于浙江嵊县，从小就是个戏迷。13岁到上海，追随表姐越剧小生竺素娥学艺，初习小生，两年后改学旦角，16岁起在杭州、上海等地演出。

1947年，她与陆锦花组建少壮剧团，1948年，加入徐玉兰挑头的玉兰剧团，开启越剧史上徐、王终生合作的艺术佳话。她创立的越剧“王派艺术”委婉典雅、秀美深沉，行腔细腻、朴实淳厚，注重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度刻画，为越剧表演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质。

在她的演绎下，《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追鱼》中的鲤鱼精、《孟丽君》中的孟丽君、《则天皇帝》中的武则天……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展现在越剧舞台上，丰富了中国戏曲的人物长廊。有人问她，如何把人物演活，她回答：无非是肯下一些纯粹的“笨功夫”。

对待角色，哪怕一句唱腔、一个动作，她总是精益求精，反复琢磨。在几十年的越剧艺术生涯中，王文娟不断创造、不断突破，在传统戏曲表演基础上，成功吸收话剧、电影表演的技巧，突显新越剧“心理写实”的艺术特点。尤其是1962年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风靡大江南北。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眉目传情、动人心弦。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觉得王文娟就是林黛玉。

“在表演上，我的最大体会就是，要讲究表演的格调，处处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演戏不能太满，太满时要学会精练，空白多时则要学会填满，要懂得疏与密的关系。”

忆起演黛玉葬花，她说：“当时黛玉吃了闭门羹，我上台演出的时候，道具特别多，有花锄、花篮和扫花的花帚。这些工具还都要发挥作用，我只能花锄背着，上面挑花篮，手里再拿把扫帚，先扫花，再装进花篮，再用花锄挖土，再埋……后来看剧照，我吓了一跳，哪里是黛玉？完全就是个园林工人去扫地。”

结果，花帚坚决被去掉了，又设计了一系列舞蹈动作，特别美。但动作太跳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水袖和花锄组成的简单几个动作，却缠绵悱恻。“动作和唱腔都要以人物心情为目的，否则再美也多余。”王文娟说。

越剧电影《红楼梦·葬花》剧照。资料图片

她身上的韧劲，是“林妹妹”没有的

王文娟身上又有一股韧劲，是黛玉没有的。很多时候，她是“林妹妹”，又不是“林妹妹”。

打小，王文娟就吃得了苦。学戏时睡在后台的地板上，早上出门买好大饼油条，白天化装演出一整天都不出来。别人怕她吃不消，她倒说：“蛮好蛮好，简简单单。”戏班歇夏，上海的学生可以回家，王文娟就在台上从早唱到晚，把所有会的戏都演个遍。累了睡一会，睡醒了又重头来过。

1952年，王文娟参加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越剧队。1953年，她和姐妹们响应号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这段经历对我来讲终生难忘，让我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王文娟说，从那以后，学戏演戏的动机不再是单纯为了给“小家”赚钱，而是为人民大众这个“大家”服务。

1962年，王文娟和电影演员孙道临几经波折，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对艺术夫妻从此相濡以沫，相守一生。两人曾有过一次正式合作，是1996年拍戏曲电视剧《孟丽君》，孙道临担任总导演，并参与剧本改编。那时，两人都已是古稀之年。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王文娟还是管理院团的“一把好手”。20世纪80年代，她和徐玉兰一起自建了改革性剧团——红楼剧团，自负盈亏、艺术独立、人事权独立。她一直积极投身剧院体制改革，曾任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

“很多人心里苦闷，渴望改革，但又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害怕失去安稳——但哪里有舒舒服服的改革呢？只要自身努力进取，决策能够尊重艺术，尊重市场，耐心培育市场，越剧依然会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她说，“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走在一条平稳大道上，但走到后面，没路了；有时候呢，以为自己走的是荒芜小路，走到后来却踏上了康庄大道。”

2008年，王文娟当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荣获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2019年，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称号。

面对荣誉，王文娟说：“戏曲是传承的艺术，是一代代人经过传承积累下来的。像《梁祝》《盘夫索夫》《碧玉簪》等经典越剧剧目，都是经过我们的先辈、师长不断磨炼才保存下来的。我年纪大了，趁身体还能折腾，把艺术记录下来，让后辈借鉴。”

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哪怕已年逾九旬，只要身体允许，她依然坚持和学生们在一起。不管是对专业演员，还是业余学生，她都要求很严，一丝不苟。她曾告诉青年演员：“我的命根子就是戏。”她还常讲：“要用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学习传统，用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勇气去突破传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文娟向党组织捐出1万元，并郑重写下一行字：“致敬我们的白衣战士”，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鼓气加油。

王文娟曾成功塑造《忠魂曲》中的杨开慧，2021年住院期间，她还坚持创作了越歌《蝶恋花·答李淑一》，献礼建党百年。

如她所言：“如果算是侥幸有所成就的话，只不过是这一辈子没有太多杂念，把有限的能力，全部投入到演戏这一件事情上而已，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面临选择时，始终遵循内心的声音。”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7日 04版）

【文化评析·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④】

作者：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近期，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工作等提出具体意见。这对于文艺评论工作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文艺评论界总结已有经验、加强自身建设、焕发新的活力都有重要意义。

《意见》特别指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鼓励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识。这里的“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既是针对文艺评论的应有属性而言，也是针对文艺评论的当下现状而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这就是说，文艺批评要通过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的分析与评论，对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起到赏析解读和创作引导作用，不断激励更多优秀作品产生，同时还应该提高受众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促进社会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的文化风尚。在这里，无论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还是提高审美、引领风尚，都旨在“引导性”，内含“建设性”。因此，担负着如此重任与使命的文艺批评，需要增强自身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需要在批评实践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切都使得“建设性”成为当代文艺批评最为基本的要务，也是最为重要的特性。

建设性的文艺批评，既涉及文艺批评的目的与态度，也关乎文艺批评的能力与功效。文艺批评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准确的阅读感受和深切的审美判断，与作者对话，与读者交流。这种相互砥砺、彼此互动的目的与初心，必然要求批评态度的与人为善、以文会友。文艺批评的作用在于促进创作、影响接受，这就要求文艺批评必须深中肯綮、研精阐微，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而要做到这些，也需要批评家“真懂得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因此，在继承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话语，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就成为当代文艺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批评在为文艺创作鸣锣开道和助力鼓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进而完善自己。

如果从建设性的角度来审视当下文艺批评现状，可以说，伴随着建设性文艺批评的，总有“非建设性”文艺批评的种种身影不时闪现。这不仅让人不能满意，甚至令人甚为忧虑。比如，一些文艺批评，凭着狭隘的主观臆测去判定作品，往往把复杂现象简单化。还有一些文艺批评，抓住作者的某些言论和作品的某些缺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必欲把某些作者“抹黑”，甚至“妖魔化”。还有一些散布于网络、貌似“文艺批评”的“网红”言论，抓住某些文艺热点与争议现象，或者煽风点火，或者深文周纳，以危言耸听的话语博取关注，吸引眼球，追求“流量化”。这些批评和伪批评，不仅与文艺批评的建设性要求相去甚远，而且对建设性文艺批评构成显见的阻碍与干扰，实为文艺批评中的不谐之音和消极因素。

因此，《意见》中提出“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就是针对这种与文艺批评相关的“越界”乱象，特别提出来的重要规范和基本要求。创作的问题，文艺的问题，要通过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的方式，依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文艺的方式解决，在文艺的范围解决。这是一个应有的规范，也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明辨是非，进而努力形成“创作共识、评论共识、审美共识”。

文艺批评同整体的文艺创作一样，进入一个活跃与繁杂并存、机遇与挑战共在的新状态。怎样认识这些变化，把握当下现状，解决突出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课题，需要文艺批评者、文艺从业者和文艺组织领导者携起手来，连起心来，共同面对，合力解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意见》的及时出台，为当代文艺批评焕发新的活力、重振时代雄风提供了重要动能和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