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元仁宗的集权虽然遭受群起抵制，但仍有一定进展，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想到了开科举。跟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科举昌盛的宋代，名重天下的真儒朱熹、张载等都认为科举是法家暴政，对其深恶痛绝，忽必烈也是听了名儒许衡的建议，才不开科举，并不是为了打击汉人。

元仁宗用汉法集权

皇庆元年（1312）五月，仁宗以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皇庆二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秃忽鲁是蒙古勋贵，祖父勃鲁欢是蒙哥汗时期的丞相，父亲也先不花是真金太子的王傅。合散是色目人，世祖朝任辽阳行省左丞相，成宗朝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人是个屯田高手。

两位中书丞相一个是蒙古勋贵，一个是色目人，都是谨慎无欲之人，奉行对皇帝只帮忙不添乱的方针。仁宗的新政在他们操持下，得以平稳展开。

元军中多有色目人高官

在李孟革除积弊的基础上，仁宗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整顿。

对内，严格抑制蒙古勋贵，尤其是皇族诸王的权力。

至大四年（1311）冬，仁宗下诏罢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鞫问，将诸侯王在自己领地上的司法权收归中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封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的旧制，而以朝廷委派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自己封地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将诸侯王封地的行政权也大半收归中央。

对外，仁宗则着重于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选用儒士充任官员。

选用儒士为官，在仁宗之前，往往是通过荐举，将有名望的儒士延请到朝廷为官。但仁宗想更彻底一些，他想恢复科举：“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仁宗复举，一方面是受老师李孟影响，李孟就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

另一方面，仁宗也有着自己的心思——贵族制度仍有存留，皇帝难以乾纲独断。

以哥哥武宗的军人性格尚且需要用贿赂的方式安抚宗王贵族。即使是皇帝最信任的近侍怯薛，也大都出身勋臣贵戚，有着传统的身份与权力，虽然对皇室忠心，却也不能予取予求。以世祖忽必烈的威势，也还得启用身份低微的理财之臣做白手套“夺勋旧之权”。

用新的、系统的选官方式来给朝廷换血，用完全由皇帝选拔任命的科举官员来填充官员队伍，才能真正实现皇权的最大化。

不过，要复科举，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金朝灭亡，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停止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

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才数人耳”。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地帮皇帝做事，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的气魄。

仁宗比较软弱，要决定大事身边必须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力主复举，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元朝科举聊胜于无

延祐二年（1315）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大司马按：江南士人只是当官的路不畅，经商致富的路因为蒙元管治宽松，是很通畅的。）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大司马按：科举被蒙古人、色目人包办是网络谣言。）

元朝科举

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这次延祐复科举，他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地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

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了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

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的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大司马按：元代科举虽重视程朱，但对程朱可以批判，明朝才不允许批判只允许按程朱的观点立论。）

为了复举而让李孟再入中书，也使得铁木迭儿有了复出的机会。在仁宗母亲的压力下，铁木迭儿再次入相。

铁木迭儿复相，仁宗母亲的阴影又笼罩在仁宗的头上，而且铁木迭儿一上任，主持的对江南地区考校田粮便出了乱子——“名曰自实田粮，实是强行科敛”，为了增加上报田土，地方官甚至拆毁民房，平毁坟地来增加所谓的田土数量。

这导致江西爆发农民暴动，暴动者攻陷宁化，自立为王。仁宗一面停止考校，减免租税，一面调兵镇压，这才平息了暴乱。

按说，铁木迭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即使有太后撑腰，和皇帝的关系也要极为紧张了。出人意料的是，仁宗与铁木迭儿的关系却进入了蜜月期。

因为铁木迭儿主动请缨，为仁宗去做一件不光彩的事——更换储君。

元仁宗毁元武宗之约

当年武宗即位，册封仁宗为“皇太子”，兄弟二人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的储君是仁宗，而仁宗的储君只能是武宗的儿子。

现在，武宗的长子和世㻋已经十五岁，算是成年人，已经可以被立为太子了。

可是仁宗不愿意，在享受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后，他希望将这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长子硕德八剌。

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仁宗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严重损坏。

更换储君，对仁宗来说，刻不容缓，而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上的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延祐二年（1315）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㻋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

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地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㻋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㻋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命周王到封地云南就藩。

见叔叔违约，又将自己封到云南那么偏远的地方，年轻的和世㻋不愿隐忍，行至陕西时，与众多武宗旧部串联，起兵造反。

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和世㻋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和世㻋内部便有大将率部反正，和世㻋顿时陷入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也先不花将和世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从此，和世㻋便在察合台汗国安居下来，“每岁冬居紥颜，夏居斡罗斡察山，春则命从者耕于野泥”。

直到十五年后，他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回到家乡，成为元皇朝的明宗皇帝，走上了再次争夺皇位的不归路。

日后成为元明宗的和世㻋

解决了侄子，仁宗终于可以放心册封儿子了。延佑三年（1316）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

原本就有太后撑腰的铁木迭儿，易储之事后，自恃有功的他愈加放肆，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广布党羽，“以憎爱进退百官”，以至于“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

仁宗虽已经倦于政事，但不能不为儿子的日后着想，于是拔擢契丹人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党项人杨朵儿只为御史中丞，以制衡铁木迭儿。

萧、杨二人都是清廉耿直之臣，而且是仁宗在潜邸时便重用信任的心腹，对铁木迭儿“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多次与御史台诸多御史发起对铁木迭儿的弹劾，使得铁木迭儿失去中书丞相之位。他们想进一步诛杀铁木迭儿时，却“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

延祐七年（1320）正月，三十六岁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撒手人寰。至于朝局之事，他生前都不能完全掌控，身后更是无法可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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