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徐向前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在晋东南留影。

2021年11月8日是徐向前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澎湃新闻记者从八路军研究会方面获悉，徐向前元帅长子、解放军原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徐小岩中将近日撰文《亮剑光寒倭寇胆 跃马征战晋冀鲁》，追忆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经历。

公开资料显示，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徐向前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年4月，徐向前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磨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起，徐向前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徐向前于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今年的11月8号是父亲徐向前的诞辰120周年，民间又称为“双甲子”。在这个静静的夜晚，我翻看着父亲70多年前留下的作战日记，父亲奋战在抗日前线的一幕幕又呈现在我的脑海中。

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半月，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父亲坐在会场偏后的一条长凳上，前面是张条桌。他仔细聆听品味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会议明确指出党的作战方针，即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第115、120、129三个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部率第115师和120师先赴山西战场，第129师留守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需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协商开进路线、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父亲这位还没来得及到部队上任的129师副师长，领受重要使命，率先奔赴抗战前线。先同朱德乘坐美式捷姆西卡车，冒雨赶路。到了耀县庄里镇120师贺龙、萧克的指挥部，遇见林彪、聂荣臻后，同行过渭河，乘火车赴西安。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已经为八路军将领安排了去山西的专列。9月5日子夜，父亲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及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同车去山西。9月7日，爸爸随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乘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小汽车，在梁化之先导车的引导下，一路风驰来到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阎锡山脱掉便装换上军装，满脸堆笑地对父亲说：“同乡同乡、欢迎欢迎！”

在周恩来领导下，父亲抓住阎锡山对八路军既欢迎又畏惧的心理，据理力争，最后使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八路军提出的正当建议和要求。父亲还配合周恩来，在太原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与了帮助阎锡山拟制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疏通阎与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的关系，到阎锡山的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表抗日演讲，出色的表现让阎锡山这位五台老乡深为叹服。爸爸还用我党的方针路线影响他在太原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让其吸收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利用兼任的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搞起一些“人民自卫武装队”组织。不久，父亲回五台老家看望双亲，他抓紧这个机会做统战工作，陆续会见了一些阎军高级军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并应邀举行友军下级军官谈话会、演讲会，分析形势，介绍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谈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树立抗战信心。针对友军纪律败坏的现象，着重讲如何加强政治工作，如何爱护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的问题。这些统战工作无疑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反日军六路围攻。太原失陷后，第129师开赴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把部队分散开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12月22日，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优势，对129师实行“六路围攻”。父亲将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领导工作交付他人，集中全力与刘伯承师长一起投入了指挥反六路围攻的战斗。日军在进攻中故意暴露侧翼，引诱我方出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这种战术起初还真有效果，日军自以为得手，攻势越来越猛。父亲于24日亲临第一线，以正规军和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避敌强点，打击弱点，避敌正面，击敌一翼，偷袭疲惫之敌，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在刘伯承和他的指挥下，八路军一部兵力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诱敌主力，将敌人“粘”住，然后以主力快速、隐蔽地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日军遭此打击，飞机大炮顿时失去用武之地，首尾难以相顾，一下子被歼400多人。在另五个方向上，日军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只好灰溜溜各自向原出击方向败去。

响堂铺伏击战。1938年3月，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企图由晋南渡过黄河，将八路军第115师、129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的预定企图。为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的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父亲和刘伯承决定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刘伯承因接到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的通知，将这一仗交由爸爸指挥。父亲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在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50公里的数个路段中，选定响堂铺作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场，因为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便于伏击作战。战前，父亲周密安排，诸如进入阵地时间，保密和防空，通信联络，甚至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救治伤员等事宜都关照到位。31日晚，各团开始向响堂铺进发，并按规定于次日拂晓前进入伏击地域。天亮后，伏击部队报告称，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旅长陈赓怀疑敌人已发现我军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请示是否撤出阵地。面对这意外情况，爸爸指示陈赓不得变更原计划，并迅速派出身边两名最得力的参谋前出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结果所谓的“敌骑兵”原来是老百姓赶的几头毛驴，大家对父亲在意外情况下的镇静佩服不已。8时30分，日军180多辆汽车摆成2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时左右，日军完全进入我伏击的口袋。父亲一声令下，八路军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爆炸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400多人，击毁汽车180多辆。胜利的消息传到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当即邀请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到响堂铺参观。刘伯承师长赞道：“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断！”

1938年4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129师主力奉总部命令，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4月23日，师主力以平汉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其中左纵队为主，由父亲率第769团和115师第689团及曾国华第5支队，向冀南挺进。5月7日，左纵队进驻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宫。当时，南宫地区北有赵云祥的民军二路，东是六离会，南为日伪军占领。父亲首先把进攻矛头指向南边的日伪军。10日，八路军攻打威县，驻威县、临清等地日伪军弃城而逃。在深入研究平原根据地的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父亲提出了“创造平原地区的‘人山’”的思想，撰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刊发在1938年5月21日的《群众》周刊上，丰富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理论。造“人山”，就是要把冀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除了抗击日伪军外，打击反动组织、改造或收编杂色部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成为建设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六离会是盘踞在南宫一带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号称5万之众，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这个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的组织，曾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并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父亲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等同志讨论研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决定采取以主力部队武装宣传，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坚决镇压反动首领等有力措施。八路军首先拘留了六离会头子、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部分会长前来南宫谈判。但南宫东南地区的部分六离会头子，竟纠合1万多人，主动向八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减少对方的伤亡，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父亲决定采取了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射击，将他们击退，并决不追杀。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六离会成员狼狈溃散。5月17日，共产党地方政府与八路军部队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到各村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所谓的法衣和护身符，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李耀庭、高大奎等道会头子。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5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也得以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势力纷纷打起抗战旗号，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30多个市县的村、乡和城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父亲决定对各式抗日武装采取分化、收编的方针，对伪军则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1938年5月下旬，父亲所率主力部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张屏卿、冯午桥的“皇协军”1000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消灭了汉奸李殿清、李守兰部1000多人。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的倒戈反正多达3000人。对杂色武装，父亲则根据其“政治目标杂，组织成分杂，内外关系杂”的特点，向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对其一视同仁、不缴枪、不改编、帮助其进步的保证。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如“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司令段海洲就率部6000余人接受八路军的改编；有3000多人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也主动接受改编。父亲在改编改造杂色武装的同时，对其中的顽固派则坚决打击。枣强县杨玉昆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反对八路军，暗通日寇，爸爸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769团出击，把杨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经过艰苦的工作，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在南宫方圆20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1.85万人。

蒋介石称共产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并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争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父亲认为，“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鹿钟麟刚到河北时，爸爸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的原则，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迅即当众提出，省政府应该正式委任已经当选的行署省府主席、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鹿钟麟只好认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但鹿钟麟明里暗里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同共产党争夺杂色武装，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父亲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见自己不是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年10月，针对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的情势，父亲要求部队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以做好物资准备，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的进攻，不死守县城和村落，而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11月中旬，日军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日军集中3700多人，分四路出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爸爸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和县区机关干部转移，主力则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亲自带指挥部转战于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16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28次，共歼敌600余人，迫使敌人最终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经过一段喘息之后，日军于1939年1月7日又对冀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集中3万余人，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父亲与此时正在南宫的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研究，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将敌人拖得差不多后，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他们将主力部队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寻机歼敌。当敌人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炸敌火车、断敌桥梁。敌人便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再拉过去。对此，八路军主力主动转入豫北，而在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经400多次的大小战斗，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使冀南平原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大部分兵力转入敌后战场，将进攻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英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则日趋公开化。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1938年12月，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山东当地抗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月，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当时，齐鲁大地有3支共产党武装部队，即山东纵队、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和苏鲁豫抗日支队，总兵力达7万人。为加强党对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朱瑞等赴山东地区领导抗日。1939年6月7日，父亲凝望自己亲手隆起的平原“人山”，挥手告别冀南，在馆陶与从山西赶来的朱瑞会合，带领100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向齐鲁大地进发。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和朱瑞于8月10日、18日，两次在山东《大众日报》刊登就职通电，在军界、政界、舆论界和民间产生巨大影响，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踏上齐鲁大地，父亲立即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没有政权和根据地，山东只能算是游击区。爸爸过往一贯强调革命要有自己的天下，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而当时，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政府又不给八路军粮袜弹药，部队“叫花子要饭”，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很难解决。初到山东，爸爸马上意识到建立政权的紧迫性，为此，他首先找了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于学忠既暗中坚决支持过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关押张学良深为不满，又不满共产党，还领兵打过红军。十年内战中，爸爸和于学忠多次交战，曾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对冤家在沂蒙山区狭路相见，为了抗日民族大义，两人如同老朋友相会，都是笑容满面。父亲登门去拜访时，于学忠非常敬重他，但当爸爸提出建立“政权”时，于学忠却不同意。父亲据理力争，于学忠只好同意八路军搞政权。爸爸对于学忠以争取团结为主，而对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则采取孤立与打击的方针。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择手段地在各地扩展势力。父亲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八路军和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另一方面注意争取和收编愿意抗战的杂牌武装，在人力上与国民党“拔河”，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同时，对顽固派的侵扰则坚决打击。1939年8下旬，他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连战几天，八路军拿下淄川等地，消灭秦启荣顽军一部，收编一部，缴枪2000多支，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这种灵活的斗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政权的建设，到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惊呼：“共产党的徐向前厉害呀！”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指示；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为实现这一目标，父亲和朱瑞、罗荣桓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提高部队质量，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办学、选送上学深造等方式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采取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使这支部队实现了他们提出的“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的宏大目标，既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也为粉碎日寇的“新扫荡”奠定了必胜的保障。所谓“新扫荡”，按爸爸的概括，即为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针对这些特点，父亲指挥部队采取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和伏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狠狠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这些胜利彰显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也促进了部队的发展壮大。

1940年6月初，父亲在临沂至孟良崮之间的青驼寺指挥所接到中央要他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电报通知。他便迅即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代完工作，带着50多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战斗旅程，历经半年艰难跋涉回到延安。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东的问题也历来复杂。敌方有日、伪、顽，我方有三支来源构成大不相同的平行部队，能把几支部队拧成一股绳，战胜日、伪、顽，绝非易事。后来朱瑞回到延安党校时，曾打趣地说：“我乍到山东时，感到山东的局面就像是一篮鸡蛋，不费劲就提起来了。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用手是提不动了，需要用扁担挑了。后来沉得挑也费劲，得用背背了，最后觉得背也费劲，就上这儿学习来了。”足见当时父亲和朱瑞在山东工作战斗的难度。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父亲在山东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战斗足迹遍布齐鲁大地，为山东的抗战事业贡献了全力，回到延安后他仍然关注山东抗日前线的情况。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的力量、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牺牲精神，领导人民在敌后战场谱写了壮丽的抗战诗篇，成为了抗日军民的中流砥柱。今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那场战争的人们，捧读父辈留下的用鲜血染成的战争记录，重温先辈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历程，就能真切感知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