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嘉定成为江南文风浓郁的地方。有明一代，大批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晚明时期，嘉定有三十九名士子参加了名震一时的江南文社——“复社”，嘉定文人也在本土组织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社团，如白沙诗社、南翔诗社、无声社、直言社等，文人的社交活动十分活跃，被称为“嘉定派”的文人群体，在晚明江南乃至全国文坛都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到了明清易代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清顺治二年（1645）的“嘉定三屠”中，不少文化世家遭受灭顶之灾，大批士子罹难，使嘉定的文脉几乎中断。而在顺治十七年（1660）于嘉定县开始的奏销案中，嘉定县又有一千余名乡绅、士子身陷其中。奏销案不是一个单纯的赋税的案件，它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但由于这个案件在事后被清廷刻意封锁、掩埋，讳莫如深，故少有史料遗存，后人知之不多。正如清史学家孟森在《奏销案》一文中言：“清初的这一巨案，清朝官修史书绝不记载，二百余年来，人人能言有此案，而又无人能详举其事者。”如今，只能从零星散片的记载中，爬梳整理，从而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奏销案的由来

“奏销”是古代的财政制度之一，指清代各州县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报部奏闻的意思。清廷规定，地方政府征解地丁钱粮，须于年底统一销算。其过程是先由各府、州、县将本处征解各项钱粮开列细数报至督抚，再由督抚将全省钱粮总数，起运、存留、拨过兵饷、余剩等各若干，详细造册具报户部。另外，拨款采买粮食物品备办军需营造修建工程等，事毕，经管官员都必须将各项用度造册呈交户部或工部核查销算。为严明此项制度，清政府特定期限，延期不报者，分别议处，又规定，地方官员造报各项文册如有遗漏，数目出错等，驳回重造，并予罚俸等处分。

江南本来就是重赋地区，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支持统一全国的战争，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催科措施，经征之官都以十分为考成，如不足额者，往往要被参罚。

财政税收问题严重困扰了清廷，清廷为了镇压南明的军队，大举在南方用兵，急需筹集大量经费，但财政却捉襟见肘。顺治十六年（1659），反清义军郑成功据守同安（今厦门），士气高涨，而福建官兵欠饷已达七八个月之久，士兵有成群逃亡者，也有出城抢掠百姓者，清福建总督李率泰因兵缺饷告急：“所在缺粮，军心纷纷，不独嗷嗷待哺，而脱巾之变屡告”，“库币荡然，挪无可挪，借无可借”，“万分危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丁编《福建总督李率泰题本》）。到顺治十七年（1660）时，清军吴三桂计划平定永历李定国，国家征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

1870年代，孔庙前汇龙潭

在明代，江南缙绅的税钱赋粮累年拖欠是习以为常的事。清人曾羽王在史料笔记《乙酉笔记》中指出：“吴下钱粮，累年拖欠，习为故常。惟乡绅所欠尤多，县官莫可如何。”入清以后，江南缙绅豪强却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当时，吴下钱粮拖欠的地区中，嘉定较为突出。据民国徐珂的《清稗类钞》的《嘉定浮赋三大狱》中记载，仅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四年，嘉定缙绅积欠就达八九十万两银子，终于引起了顺治皇帝的震怒。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江南缙绅也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满汉矛盾虽经过了碰撞、磨合，但未能真正消解。由于战争频繁，清政府军饷告急，顺治十三年（1656）起，广东、福建等地的军队缺粮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为此，清廷处心积虑地盘算，通过打击缙绅的特权，压服江南地主，以杀灭他们的威风，并企图以此来增加财政税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廷终于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奏销案，以期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奏销案的过程

据史料记载，奏销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但事实上，早在顺治十七年，奏销案就已经在嘉定县发端，而对嘉定县拖欠钱粮的清查则是更早。

顺治十五年，清廷在西南和福建沿海，对南明李定国、郑成功用兵，急需大量经费。清廷吏、户、礼三部制订应对措施，同年七月，共同议定了缙绅抗粮处分规定。其内容有：钱粮分为十分，有欠至八、九、十分者，将贡、监、廪、增、附生员等，一律革黜为民，并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仍严催未完钱粮；欠至五、六、七分者，贡监、廪、增、附生员等俱革黜，责四十板，枷号一个月，仍严催未完钱粮；欠至四分以下者，贡、监、廪、增、附生员等俱革职，责二十板，仍严催未完钱粮，其有贡、监、廪、增、附生员等非本身钱粮包揽别户拖欠者，不论分数，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三个月。该地方官有此等贡监廪增附生员等徇庇朦隐，不行查出，被旁人举首纠参，该抚按详开拖欠钱粮分数，将地方官一并题参，照有司官考成责例，按分数处分。然而，定例出来以后，“人情犹属泄泄”（清·曾羽王《乙酉笔记》），这些条例并没有引起缙绅们的重视。

清廷雷厉风行，立即行动。两个月后的顺治十五年九月，时上海县文人姚廷遴与其兄两人一起到嘉定会文友，住了二十多天，嘉定乡绅置酒数席招待。后因朝廷差满洲官到嘉定清查历年拖欠的钱粮，匆匆回到上海。作为目击者，姚廷遴在事后的《历年记》一书中，记录了此事。由此可见，奏销案的大幕在此时已经拉开。

奏销案的始作俑者为江宁巡抚朱国治。朱国治为清朝汉军正黄旗人，贡生出身，于顺治十六年擢升江宁巡抚，在任期间残酷地搜刮江南百姓以满足清廷，人称“朱白地”。

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嘉定县拖欠钱粮一案，刑部以“途遥人众，若尽提来京，恐稽迟时日”，题请“查后完纳者，敕令该抚就彼拟罪；查后未完者，与侵欺吏方象坤等题解来京”，其余则分别拟罪。“为亲友所累，亦在奏销之列”的叶梦珠，也因此被革除生员功名，垂老乃属白丁，他哀叹道：“题参议处之令，先行常之无锡、苏之嘉定。”（清·叶梦珠《阅世编》）此案一开始，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顺治十八年夏逐渐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溧阳县推行，几乎蔓延整个江南地区，江南士子涉案者达一万三千三百余名。

1959年，孔庙大成殿

清代《研堂见闻杂记》（佚名）一书中，生动、详细记载了奏销案的办案过程：朝廷专门派出的满洲官员到嘉定后，表面上危坐于衙门中，不动声色，但暗中在加紧整理嘉定缙绅的名册上报，做到无一漏网。朝廷以欠一百两银子为界线，嘉定缙绅欠百金以上者，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朝廷批文下达后，立即将他们逮捕，拘押在孔庙尊经阁。据统计，县内拖久不足百金的缙绅约有一千余人。对付这一千余人，清政府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法。时任苏州知府王纪单车直至嘉定，坐于明伦堂上，召集全体诸生，诸生不知其故，依次进见。王纪采取逐一点名的办法，诸生们叉手就缚，无得脱者，全部锒铛入狱。其中，一百七十余人被押至苏州府监狱，即西察院公署，其余千余名诸生暂拘押于嘉定，听候发落。江宁巡抚朱国治命令拖欠者速还清拖欠，可就地发落，不再往上押解。于是，在旬日之间，缙绅们纷纷缴银完粮自保。

在奏销案中，嘉定县涉案的进士，有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赵洪范、崇祯四年（1631）进士申芝芳、崇祯十三年进士何平、崇祯十五年进士徐时勉、崇祯十七年进士王泰际，清顺治九年进士（1652）张辅、顺治六年武进士马翼、顺治十二年武进士黄德兴、顺治十五年武进士沈廉等。其中，赵洪范、马翼原欠三分；徐时勉、申芝芳原欠二分；王泰际原欠一分。“以上各绅查系原欠，今俱已全完，相应遵新颁民例纳赎者也”（清·韩世琦《抚吴疏草》）。武进士沈廉，“革黜为民，责二十板”。张辅欠及一分，黄德兴欠及一分，俱已完纳，“据该抚称张辅丁艰，以十六年九月方回籍，奉查之时原系见任，黄德兴亦在京候选。但张辅、黄德兴既有田土在县，交纳钱粮岂不与，应行该抚再加确查张辅果否十六年九月赟回籍，黄德兴系何年在京侯选，是否家属怠输，抑有无通同抗纳情弊，一并具复。”（清·韩世琦《抚吴疏草》）

涉案举人则有毛赟、吴康侯、陈俶、许自俊、王楫汝、王霖汝、武思尹、朱奇胤、王化明、李楷、胡靖元等多人。其中，毛赟、吴康侯、陈俶、许自俊、王楫汝、王霖汝、武思尹、朱奇胤，原欠一二三四分不等，俱已全完，合依四分以下新列，革黜为民，责二十板。王化明、李楷等，因出仕远方，钱粮俱系家属办纳，拟于家属名下议罪。胡靖元原欠未完，但因当时他已经去世，无从议罪，将拖欠钱粮应于家属名下，照追完官。

还有大量诸生涉案的记录，据《抚吴疏草》一书记载：“见考生员周在渭等五名，并衣顶生员吴豫侯、监生严萃懿二名，各欠粮八九分不等，钱粮虽已全完，俱合依新例革黜，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此外，章树福在清咸丰《黄渡镇志》载，嘉定黄渡的诸生庞瀚、金彩，也有“逋粮奏销”的记载。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奏销案中，嘉定诸生中未涉案的仅钱嶙、张汇两人，真是硕果仅存。清人程庭鹭在其史料笔记中《涂松遗献录》载：“奏销案起，嘉庠存生员二人。钱嶙、张汇两人，以未欠粮故得免，其余衿士概行削籍。”韩世琦也在《抚吴疏草》说：“嘉定一学，仅存二人，其未完之绅衿。”钱嶙，字介邱，外冈人，顺治十三年（1656）诸生，因在奏销案中完成定额，任巢县训导，在任内捐款修建学校，受到巢县民众好评。归乡后，因喜爱诗文，建东冈草堂，与当时的名士太仓陈瑚、昆山诸士俨结成诗社，清光绪《嘉定县志》有传。另一位诸生张汇，据吕舜祥编撰的《明清嘉定诸生录》记载，也是顺治十三年诸生。

奏销案的影响

历时三年的奏销案，打击面广、力度强，嘉定的缙绅阶层，原为四民之首的在任文武官员，以及举人、贡生、诸生、监生，稍有田产者，分别受到革黜及监禁、杖打、枷号等处罚。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春，顺治皇帝去世，他们才得以恩赦免提，余俱革去衣顶的处分。然而，这已然对后来的嘉定科第及士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末期，嘉定县科举兴盛，士子在乡试和会试中成绩骄人，尽管士子群体在“三屠”中受到重创，但在顺治十八年以前，仍时有及第。奏销案发后至清康熙九年（1670），嘉定县的科名一片空白，既没有产生举人也没有贡生。

奏销案后一段时间，嘉定县学岁科考只有二、三等，而无一等。泮池萧瑟，汇龙潭咽，正如前明举人、奏销案的亲历者苏渊在《疁城赋》所言：“自清初为逋粮一案，庠序几空，鸣鸟寂然，追复盛时，为之三叹。”县内的岁贡考试自然也无法进行。清光绪《嘉定县志》“科贡”之“十八年辛丑”条载：“自后停贡九年。”

在涉案的科举家族中，进士王泰际家族较为典型。该族至少有王泰际、王霖汝、王楫汝三人被革黜科举功名。王泰际，字内三，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未出仕明亡，参与嘉定的抗清守城。抗清斗争失败后，遁迹故庐，构堂三楹，闭户著书，足迹不入城市，四十年如一日。王霖汝，字公对，王泰际长子，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王楫汝，字翰臣，王泰际次子，清顺治八年（1651）举人，奏销案后，王辑汝遂闭户不谈当世事，穷研岐黄之术，成为一代名医，直到六十岁去世。由于在奏销案中被革去举人功名，王霖汝、王楫汝无法在功名道路上继续前进。直至王辑汝的儿子王畮，才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考中举人，此时距奏销案已有三十五年。

奏销案使嘉定士子心理负担加重，士风不振。明清时期，生员虽处于科举功名的最底层，仍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在奏销案中，大量的嘉定县生员被革黜，并受尽枷号、监禁等屈辱，对嘉定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康熙八年（1651），赵昕到嘉定任知县，到例行季考时，虽让在奏销案中受过处分的诸生继续参加考试，但他又另出一题《斯民也》（含义为“你们只是草民也”）三字，对诸生极尽刻薄嘲弄之意，对士子的精神面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明制，为鼓励生员入学，中诸生者可一户免除百亩的田赋；无田的诸生，亲友可以其名义，为其代理立户，其粮赋就入了诸生的私囊，凭此可不贫。而岁科式及观风季考前，必有赏赐，故诸生多不知稼穑，不问家人生产，不识银色，不娴会计。自奏销案后，士多贫困。许多江南士人经济上的困扰，对生员进身之程也造成了极大困难。

清初延续明制，每县必设察院公署。巡按每到县里，在孔庙进香后，坐讲堂，召集诸生，询问该县县令的为政情况。生员的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官员的升黜，是监督县官的重要力量。所以，一些地方官员为获取好的考课成绩，不得不与生员相交，甚至讨好生员。奏销案后，县令与生员关系疏离，监督不力，必然导致官员腐败加剧。上文提到的嘲弄诸生的赵昕，在任上贪污腐败，离任时因其“贪黩，所得货载归故乡”“人争拾瓦砾击之”（清·刘献廷《广阳杂记》）。

所幸，随着时间的推移，嘉定县的科第因奏销案所受的伤口逐渐愈合。康熙二十一年（1682），闻在上任嘉定知县，他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官，在县中缙绅的提议和合作下，他主持重修嘉定县学。几年后，嘉定县学“弦歌四起，鸮声变于泮林”。闻在上又为县学延聘名师，并“请广额，应乡举者七十二人”（清·许自俊《闻邑侯重建学宫碑记》），嘉定县的科第才又开始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