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检查身上有没有淤青、红肿……整整七年，这几乎是Alex每天醒来都要做的事。

“如果在发病期，一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要去做检测，我压根就没心思做其他事。”直到最近一两年，Alex说，自己才算渐渐走了出来。

Alex口中的“病”指的是艾滋病恐惧症，一个看上去离艾滋很近，而其实又很远的心理疾病。

恐艾：160万人的隐秘

“恐艾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一般会说‘恐友’。”卜佳青是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的创办人，14年来一直致力于让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懂得如何自我保护，以及让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了解如何去提升生命质量。

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我国专家提出，艾滋病恐惧症是一种混合性神经症，其核心症状可表现为焦虑、疑病、恐惧、强迫、抑郁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也可同时伴有与艾滋病的临床症状相似的躯体症状。

疾病具有一定的人格基础，起病常受高危行为历史以及生活压力事件的影响；艾滋病病毒（HIV）相关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患者内心痛苦，反复求医。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例。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据成都恐艾干预中心预估，全国至少有160-180万例恐艾症，远超艾滋病感染人数。

“第一个词我想到的是焦虑，源于对未来的一个担忧；第二个词是恐惧，源于未知，对自己状态不明确。”回顾过去7年，Alex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希望。

大多数“恐友”是发生过性行为后，怀疑自己被感染了，但也有一些人因为缺乏常识，恐惧的原因有一些可笑。

在上海青艾微信公众号里，一群形形色色的“恐友”跃然纸上：因为过敏性皮炎抽血，HIV是阴性的，有感染风险吗；室友私生活混乱，我用了他的指甲剪，会感染吗；我和对象前天去医院检查HIV，这样会感染艾滋病吗……

“其实，在后台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是笑不出的。”卜佳青说，虽然现在信息发达，但预防、了解艾滋病的工作还是任重道远。

恐艾症患者的一个共同表现就是会反复在网络上搜索艾滋病的相关信息。严重时，Alex基本上每天都会去网上查艾滋病的相关信息，但屏幕上的文字从来不是确定的，因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概率。

“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盯着1%或者0.1%的概率去钻牛角尖，去想我会不会是最不幸的一个。”虽然Alex明白，如果做好保护措施，感染艾滋概率其实非常低，“但过不了心里那关”。

“社会对艾滋病仍有一定的污名化、给它贴标签。有人认为艾滋病是不道德的、不好的，所以得艾滋病的人一定是不好的人。” 卜佳青说，一些人就此把自己定义为这类“不好的人”，认为今天发生了这样的行为，做了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

“正是因为心里已经给自己这么一个定位，但发现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内心会接受不了。”从心理学层面而言是自我、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混乱。这会导致一个人的超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人，但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感染艾滋病。

“好奇怪，不好的人应该感染艾滋病了，我怎么还没感染，然后他不断地去期待、去等待感染艾滋病。”而由于没有感染，“恐友”会很痛苦、很苦恼，逐渐转化为恐惧。

所以，真正要解决问题是探索出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

而这，往往与一个人内心最隐秘、最不愿为人知的故事有关。

恐艾：社会关于“性”的偏见

当前，性传播是我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根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数据，感染者中异性传播占69.6%，男性同性传播占25.5%。

“做检测、查资料、看心理医生、吃药等等，这些我全都经历过，但最后走出来还是因为我找了心里的症结，慢慢与自己和解。”这也正是Alex面对摄像机镜头时，选择戴上面具和帽子的原因。

7年中，有平静，有反复；有失落，也有希望。“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的确让我对人生、生活有了更多角度的思考，但如果可以，我绝不希望自己成为恐友。因为，这是一种煎熬的心里疾病。”

目前，Alex的工作与生活井井有条，此前由于个人情感生活导致与父母的争执与随之而来对他们的愧疚也已和平化解。不过，他仍旧坦言“虽然我愿意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恐艾经历，但并不代表我足够勇敢去面对大众的评判”。

如何寻找这样一位愿意讲述自身恐艾经历的恐友？在拥有15万用户、累计发帖1662万的“恐艾吧”里，我们发的“寻人启事”曾石沉大海。

“恐友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恐惧艾滋病，以及解决这样一个自我矛盾的过程中，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管其他任何事情。”前期沟通中，想从上海青艾这样一个接触大量恐艾者的机构中寻找采访对象的希望也曾落空。

“可以，但我不想露脸，你们需要保证我的隐私不外泄。”这是Alex答应采访后，发来的第一个“条件”。其实，最早商量的拍摄方式是Alex戴上棒球帽，背对着镜头。但沟通完采访提纲后，他主动提出“我还是正对着镜头，背对着像做了坏事，不够坦荡”。

恐艾，是一个社会对于“性”的解读与认知问题。

卜佳青说，他接触过的恐艾者，大部分都有过婚外情、嫖娼等行为，事后他们会陷入担忧，一个是害怕生病，一个是触犯社会禁忌所面临的道德压力。

“他们无处可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有一位恐友是一名企业家，发生了婚外情后觉得愧对一起白手起家的妻子，对外还要表现一切正常，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艾滋病不只是生个病，而是对道德与社会性的全方位摧毁。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疾病”成为一种隐喻，从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伦理道德批判，进而转换成一种压迫。

最鲜明的就是社会中常以描述战争的词汇来形容艾滋病。

例如，将艾滋病描绘成“生命杀手”、“人体免疫系统与防御系统的侵犯者”，形容易感人群或艾滋感染者为“目标人群”、“高发区”，艾滋病防治工作则是“艾滋病战役”等……

对于疾病的描述已成为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艾滋感染者是“我们的敌人”，恐艾症患者则是“潜在的敌人”。

“虽然接触了许多恐友，但是确诊感染HIV的患者这几年越来越少。” 卜佳青说，原先上海只有几家艾滋病检测定点医疗机构，如今每个区、每个社区卫生中心都有免费的艾滋病筛查服务。“无论是钱力、人力还是系统建设，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巨大的投入产生了效果，我们在防艾一线的感受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