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亲爱的部长贝尔伯克女士，

衷心祝贺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您接手的是属于最重要和最具成就感的一项任务，祝您诸事顺利和持久成功。

请允许我就您宣扬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发表一些评论。自四十年前我在波恩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一直在思考和面对“究竟何谓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我的经验归纳起来说就是：鉴于我们的历史和根据我们的宪法，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是对的，但它不该成为道德上的自以为是和人权上的十字军讨伐。还有：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包括睿智的人权政策，但首先是确保和平。

惩罚奥地利

人权政治历史始于1849年12月的美国参议院。为抗议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要求与奥地利断交。对此，参议员约翰·帕克（John Parker）讽刺道：此事可得有始有终哦，“惩罚”奥地利之后，还得同样鄙视（帮助奥地利的）俄罗斯或（并不善待爱尔兰爱国者的）英国或（剥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到头来，你会与整个世界决裂。最后，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就卡斯非要断交这一问题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派代表到维也纳与奥地利人就匈牙利人的命运进行“闭门”谈判其实更有帮助。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来源：Library of Congress

此后，人权政治贯穿了美国的外交。从伍德罗·威尔逊（“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约翰·肯尼迪（“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到人权号手吉米·卡特（“因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处的命运无动于衷”），美国总统不断要求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

民主输出的失败

然而，理想主义往往导致灾难。随着（1953）东柏林和（1956）匈牙利反共起义被镇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二战后的政治解放言论归于失败。在美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无数次播报的影响下，最起码当时匈牙利人是真的相信美国会来帮助他们的。越战，作为美国在全球为“自由世界”掀起的反共高潮，展示了理想主义方式最终会导致什么。1968年的美莱村大屠杀表明，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会以何种悲剧结果而告终。

40年之后，这一错误再次重演。美国智库（譬如卡内基、兰德公司等）和政客宣扬“大中东民主”（“Democracy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理念，以此来对可怕的“9.11”事件作出新保守主义式的反应。当时，我本人对此也很着迷。我至今还记得自己曾在2011年举办的一次哈佛会议上热烈欢迎“阿拉伯之春”的到来。

“阿拉伯之春”。来源：VOX

我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有权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集权体制之外走第三条路：自由民主。我至今都忘不了哈佛的卡尔·凯撒教授（Karl Kaiser）以及当时的德国社民党外交政治家卡斯腾·福克特（Karsten Voigt）对此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向传统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地区输出民主会面临失败。

他们两人是对的！无论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还是阿富汗，除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等少数地区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恶化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处境。无数人伤亡、遭受酷刑和流离失所。2015年叙利亚人大规模逃亡欧洲或2021年西方士兵仓惶撤离喀布尔，都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善意和高尚的动机最终是如何适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