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恩来同志逝世46周年

礼查饭店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黄浦路15号，后更名为浦江饭店，肇建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由西人礼查（RICHADS）创建。是上海自开埠以来的第一家西商饭店，被誉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

从1924年开始，周恩来在以礼查饭店为中心的周围街区中，秘密开展中共地下工作。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员。

迫于形势，周恩来被迫转移到了上海吴淞附近徐家宅的一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而这里居住较多的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比较适合隐蔽工作。

到了5月上旬，根据上级指示，他与从广州赶来的邓颖超同志，又一同入住了礼查饭店311室。

邓颖超曾对此有过提及：“礼查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身穿旗袍，脚上穿高跟鞋，冒充阔太太。”

为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召开。出席这次重要会议的正式代表20名，代表全国党员994人。其中，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内最高规格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此次虹口之行，既和其他代表一起，为中共四大的重要决策作出了贡献。而四大的各项正确决策，也对周恩来革命思想提供了丰富营养，为他之后领导革命实践作了充分准备。

△1925年1月，周恩来来到上海，首次出席党的重要会议——在虹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2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广州，秘密至上海，调到中共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当时周恩来来到上海后，就住在虹口周家嘴路626号。而在武装起义过程中，虹口很多地方也都留下过周恩来的足迹。

△1926年，周恩来在上海的住所（今虹口区周家嘴路，近海门路口）

一方面，虹口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等工人运动领导人商讨工作之地。1926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从罗浮路迁址四川北路1649弄（安慎坊）32号，中宣部由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三人组成。1927年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曾寓居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此召开过中央局会议，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在此汇报工作，并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等共同商讨工人运动工作方案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处旧址

此外，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的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也是周恩来与工运领导人商讨工作之地，领导全市工人运动。1927年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在此发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同盟罢工令。

△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

另一方面，虹口是周恩来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战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闸北是全市起义的重点，周恩来、赵世炎任正副总指挥。而闸北各个据点中，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火车站一线，是战斗的关键。当时，有一列载有五百名奉鲁联军的军车由吴淞开回上海。吴淞方面立即报告总指挥部，周恩来闻讯，当机立断：“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第一，会冲破我们的虬江路防线；第二，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站，将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于是，周恩来立即调集一批铁路工人纠察队前往天通庵车站南段破坏铁路，并抽调三四百名精兵，赶到天通庵火车站两侧埋伏，打伏击。这次伏击战，除溜走的少数敌军外，共俘虏敌军300余人，并缴枪400余支。天通庵车站的胜利，不仅缴获大批武器，武装了工人纠察队，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争情绪，增添了胜利的信心。而周恩来为首的起义指挥部正是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向北火车站的敌军发动总攻击，并一举攻占北火车站，当天下午6时，武装起义完全胜利。

△天通庵火车站

隐居虹口

1926年底，周恩来到上海后，逐步参与党的中心工作。据时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黄玠然回忆，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之一，照顾中央的全面工作。同时，周恩来还负责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特委，同时也负责对苏区的工作。此外，工会工作、农民运动、兵运工作周恩来也都参与。而周恩来对全面工作的考虑，要比其他中央的负责同志都多。而虹口与周恩来的这些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是中央开会联络处。1928年，黄玠然受命在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永安里）135号建立了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起先由黄玠然夫妇与其父母居住于此，掩护机关。同年秋，黄玠然调任中央秘书处长搬离此处，周恩来安排张纪恩和张越霞以夫妻名义在此居住。当时，张纪恩是中央秘书处文件阅览处负责人。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阅办文件，周恩来、罗登贤、李维汉等都到这里开会，商量工作。

二是中央特科的武器储存处。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在上海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科。1927年9月，随着党中央机关由武汉迁至上海。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当时，为掩护地下工作，急需租房设立各类机构。但租房需要“殷实店铺”作保，因此，中央一开始租房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经过多方努力，特科逐步设立3个店铺，并在这3个铺户的担保下，在上海各处租房赁屋，建立秘密工作地点。这3个店铺中，其中一个就是设立在老靶子路的三民照相馆（今虹口区四川北路与武进路转角处）。1930年，中共中央特科在三民照相馆内设立中共中央特科的武器储存处，由陈赓负责保管。1931年原中央特科第三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武器储存处遭破坏。

△中共中央特科武器储存处遗址三民照相馆（今虹口区四川北路与武进路转角处）

三是永安里隐居处。1927年至1931年期间，周恩来的二伯父和二伯母等人在永安里（今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44号居住。周恩来生父也居住在此，常帮助周恩来做秘密联络工作。周恩来夫妇多次到这里探望亲人。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周恩来与陈云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安全转移。周恩来和邓颖超随即移居到永安里44号。同年6月，又发生原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环境更加恶劣，党中央只得基本停止工作，周恩来于同年12月上旬离此赴苏区瑞金。

△资料照片 蒋迪雯 摄

永安里44号的主人周恩霔是周恩来的堂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周恩来1924年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首先找到的就是周恩霔。鉴于时局紧张，周恩来夫妇就在周恩霔的家里隐蔽了下来。

△永安里（今虹口区四川北路1953弄44号）

作为堂侄的周尔鎏说，直到好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周恩来一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永安里的周家就是在革命早期周恩来夫妇遇到极其危急的时刻才紧急“启用”的，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罕为人知，以至于解放后知道这段宝贵往事的知情人甚少。

现在住在44号的主人叫孙家慷，他回忆说，永安里解放前是永安公司职工住宅楼，他父亲1948年从永安公司职工手里买下这套房子。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孙家慷一家就知道周总理曾住过永安里44号。其中有段极为巧合的趣事。孙家慷的妈妈生前有个好友叫沈恩思，两人是当年在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学习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沈恩思和丈夫祝华去了苏区，两人便断了联系。上世纪70年代末，祝华和太太沈恩思来上海看望孙家慷的父母，一跨进永安里44号的大门，祝华就诧异地喊起来：“这地方我以前来过！”祝华当时回忆说，解放前他给周恩来做司机的时候曾来过这里。

天蟾舞台是上海市区以演京剧为主的大型剧场，初建于1925年，其址位于上海市福州路701号（今云南中路转角），西藏路人民广场东首。数十年来以邀请南北名角来此演出为特色，并渐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剧场风格。这里名角云集，精彩纷呈。甚至有“京角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足见其地位之高。

天蟾舞台所属地区的其他用房，曾在1928年后被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及会议场所，周恩来等人经常在此开会，布置工作。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政治局机关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搜查，曾租用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的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街面房屋，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及会议场所。

三开间的门面，楼上的三个房间由中共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出面租下，对外以经营布料作掩护；底楼的三个房间由周赉生出面开了一家“生黎医院”。由于这里紧临熙熙攘攘的四马路和热闹的天蟾舞台，楼下又为诊所，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求医问药，正好可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来往。

当年曾担任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的邓颖超同志曾对熊瑾玎说：“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而当年经常到这里开会的中共中央、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就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小平、项英、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中夏、罗登贤、关向应、秦邦宪等同志，中央的许多决定就是在此制定下达的。

李维汉同志曾回忆说：“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东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开会的房间。”

政治局机关从1928年到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安然无恙，直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才决定迁离。此处已于1980年8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夏，周恩来往来于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在上海，他下榻于新亚酒店（今新亚大酒店）。该酒店创始于1934年，楼高九层，地处虹口的商业街，临近外滩，迄今已有80余年之历史，也是在上海最早由中国人设计和集资兴建管理的大型饭店，声名远播。

周恩来曾在此三次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他们了解情况，部署任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而就在这个酒店，伟大的新四军得以酝酿诞生。

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等材料可以知晓，1937年8月，通过潘汉年的安排，周恩来在新亚酒店秘密会见了寓居上海的叶挺。叶挺作为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和“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有着光辉灿烂的过往。起义失败后，他被迫出国。1936年5月，潘汉年拜会了隐居香港的叶挺，并向他介绍了中共的最新主张，要他继续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对此叶挺曾兴奋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正是那次的“潘叶会面”，为这次的“周叶会谈”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1938年1月4日，汉口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长张云逸、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驻江西办事处主任曾山（左起）合影

上海至今仍保存有许多

和周恩来息息相关的红色印记

如今这些印记依然在滋养着

上海这片红色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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