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一词，当下已被人们遗忘、在嘴边消失的词语，它和我们一起见证过历史，每次看到一张张老照片，再次想起当年情形，一股别样的滋味从心底涌上来。

1952年，城市的扫盲运动已取得很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全国5.5亿民众超4亿文盲、半文盲，民众文化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为改变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在劳动人民中组织扫除文盲行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当时，上海虽说是繁华的大都市，但文盲人数亦有。在苏州河以北的“浜北”，文盲情况更为严重。这里多为苏北人，解放前逃荒落难来到上海，连草棚也搭建不起，只好用旧毛竹当支柱，盖上芦席、油毡、或旧铁皮卷成半圆，挂个草帘当门帘，弯腰才能进出。后来亲亲相投，“滚地龙”越搭越多，连片成群形成了朱家湾、潘家湾、潭子湾和药水弄、蕃瓜弄“三湾二弄”的棚户区。我家住蕃瓜弄内，这里大多人目不识丁，以卖苦力为生，拉黄包车、码头小工、棉纱厂包身工、擦皮鞋都有；稍有手艺的摆剃头摊、走街串巷戗刀磨剪子，从早到晚辛苦劳作。我家从我记事起都是不识字的“睁眼瞎”。如今国家号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就像做梦天上掉“馅饼”砸头的好事，没人不高兴的，个个劲头十足。学习文化虽迫切，恢复生产也很重要，姐姐像父亲一样，都是下班后参加厂里组织的识字班。母亲是家庭妇女在里弄里识字，十岁的我缠着母亲奔前跑后，可起劲啦。

当年的扫盲标语

读书识字要老师，弄堂里也只有几个念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的先生。所以许多半文盲出来教文盲，能者为师，提倡百字先生、十字先生，认识几个字就教几个字。给水站边是块空地，搁上门板做黑板，黄泥块当粉笔，在黑板、泥地上练习写字。老师挨个检查，手把手教着写。妇女们边洗衣服边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弄堂里没有电，妈妈破例把油灯点亮，邻居们围着写字。我学写自己名字，这“姜”写个头忘了，奔到马路边，叫住胸前别钢笔的先生：“先生，姜太公的姜怎么写？”先生停下，一笔一横写给我看，还问我：“你姓姜，名字会写伐？”一个多月后，我和妈妈认识了好多字。星期天和姐姐、父亲坐在一起，互相比谁的字认得多，互学、互教、互帮，决心“冲上文化山，活捉1500字”。

当年的扫盲毕业证书

有一天，上面来人检查识字情况，妈妈能认识四五百字，我接过识字课本，结结巴巴读起来，一个穿中山装的人问我：“你想读书吗？”我大声回答：“想，做梦都想！”那人和蔼地笑了起来。没几天，父亲领我到铁路北的小学，做了插班生。从此，我不但是学校里的学生，回家还是扫盲小老师，年复一年地扫盲学文化，1958年我初中三年级应征入伍，父亲、母亲和姐姐都用扫盲学的文字给我写信，我们全家成为扫盲后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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