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每个地区的经济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这种不平等的加剧，源于富豪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资本所有权的不平衡，以及相应带来的财富增长率的严重差异。其中，资产价格变化，特别是股市上涨已成为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关键驱动因素。

我国正处于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股市能否成为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资产配置途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更好地理解股票市场与不平等性的关系，以便找到股市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应对之策。

过去两年全球有超过54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在暴增。

为应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全球各国央行都采取了降息和资产购买等广泛的货币宽松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降低了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但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股市超出我们想象的大幅上涨。根据国际交易所联合会（WFE）的统计数据，全球股市市值从2019年底的9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底的105万亿美元，到2021年底进一步增长到123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市值除以全球GDP值而得出的“巴菲特指标”达到131%，高于一般显示过热的100%，徘徊在超过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股市繁荣和财富增长极大地惠及了全球的富人阶层，市场的狂欢成为少数人的“盛宴”。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截至2021年底，世界上前500位亿万富豪的净资产总额超过了8.4万亿美元，甚至超过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疫情暴发后，股市和金融资产的上涨帮助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财富连续第二年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而全球最富有的十个人的总财富激增了逾一倍，从7000亿美元增至1.5万亿美元。

美国股市表现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骑绝尘”，其市值在过去两年增长了15万亿美元，但也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状况。根据美联储的最新统计数据，美国财富前百分之一的家庭拥有54%的股票市值，前百分之十的家庭拥有89%的股票市值，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家庭仅拥有11%的股票市值（多数还是通过养老金和保险账户间接持有）。显然，那些在危机爆发时拥有大部分股票资产的富人阶层受益最大。疫情暴发以来，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财富增加了28%，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净资产只增加了2.9%。目前，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总净资产为36.2万亿美元，超过了中产家庭持有的35.7万亿美元。这是自1989年美联储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越60%的中产。

股市的财富分配不均引发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即：股市发展是否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经济学文献对股票市场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指出，股市发展可以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穷人和中产阶层的投资、工资和就业机会，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来减少经济不平等。许多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发现，股市发展和社会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处于发展初期的股市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来看，当更大比例的人口不断涌入股市时，他们可以从股市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利，从而减少了收入不平等。

股市发展过程中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在英美等部分发达国家，过于发达的股市和“过多”的金融往往导致金融部门相对于其他产业部门的过高收入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过高薪酬，从而加大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就认为，发达经济体过去十余年表现出来的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很大程度上与金融部门和上市公司高管通过金融手段攫取过多的金融租金有关。

另有一些观点认为，股价上涨具有直接的财富效应和资本分配机制，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人们所持有资产的类型。资本收益对最富有家庭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在美国，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其中，头部10%的最富有家庭中三分之二的资产是股票和债券。可见，由股市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但也可能让富有阶层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资本，这正是过去两年疫情期间全球贫富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尽管从金融市场的历史来看，股票市场提供了较高的平均回报，但受限于金融专业知识和投资组合分散化不足，股市中穷人和富人（特别是超级富人）的回报差异甚大。正如皮凯蒂在他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所强调的，“越富有的人群很可能投资收益率越高”。 此前经济学家们针对北欧和印度市场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许多国家的决策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一直在推动民众更大程度地参与股市，但直接参与二级市场投资的结果往往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

中国股市从诞生之时起，就紧密服务于中国经济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和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三十余年来累计实现股权融资超过21万亿元。这些资金注入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也已成为我国居民配置金融资产的重要场所。目前，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总数超过1.9亿户，年活跃交易账户数达到6000余万户，股市涨跌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和居民财富的重要因素。

从股票持有情况来看，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分布不均衡程度较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年鉴（2021）》，截至2020年底，自然人投资者共持有8.7万亿流通市值，其中，账户资产额在50万元以下的小散户数量占比82.57%，持股市值占比1.4万亿元，账户资产额在5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的中户数量占比14.67%，持股市值2.2万亿元，而账户资产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大户数量占比仅为2.5%，但持股市值占比却高达5.1万元。

可见，二级市场大户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值远大于其他个人投资者账户持有的股票市值，考虑到大股东通过一般法人企业持有的流通市值以及处于禁售期的非流通市值，那么我国股市的持股分布是非常集中的。股市上涨的财富分配效应很有可能带来社会的贫富不均和进一步不平等。

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整个市场发展脉络聚焦于融资功能，支持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上市企业回报投资者重视不够，一些制度设计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市场中小投资者为主的特征，加之投资者的行为普遍短期化和投机化，导致股市波动较大，陷入周而复始的“牛短熊长”困局中，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和整体“获得感”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投资者内部盈亏结构的也很不均衡，少数机构和大户利用信息和资金优势通过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形式“割韭菜”，加剧了广大中小散户的亏损。

笔者曾对2014-2015年中国股市剧烈震荡时期的投资者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泡沫与崩溃极大地放大了金融市场中的财富转移。在2014年7月到2015年12月市场剧烈波动的18个月中，通过主动交易，市场中最富有的0.5%的投资者盈利，而85%的普通投资者亏损，这个数字是两组投资者期初账户市值的30%。探究财富转移背后的原因，可以发现不同财富水平的投资者交易水平和获取信息的区别是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这种投资水平的差异在市场剧烈波动时被成倍放大，使的市场泡沫与崩溃时期的财富转移也成倍加剧。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中国来说，一些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鉴。那么，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市场基础性制度安排，处理好市场效率与财富分配效应的关系，发挥股票市场的正向再分配效应，抑制和约束加剧贫富不均的负向再分配效应。

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实践表明，股票市场提供了较高的平均回报，并且与典型家庭投资组合的其他资产的相关性较低。目前，中国居民资产的80%左右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比20%，考虑到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现实，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更多倾向于金融资产，特别是权益资产的拐点阶段。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自开放式基金成立以来，截至2021年末，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为16.60%，超过同期上证综指平均涨幅10.19%，超出现行三年定期存款利率13.85%。因此，对于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水平的普通民众而言，以购买基金产品或者是被动指数产品的方式参与股市将是一个较佳的选择。

二级市场的价值创造与市场指数高度相关，系统性风险带来的股价波动、经济环境变化造成的经营失败等，都有可能让上市公司未实现的价值创造瞬间蒸发。现金分红与股票回购是实现股票市场价值创造的核心手段。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现金分红回馈投资者的公司，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可实现的价值。鼓励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和回购力度，能够将A股市场的价值创造落在实处，将公司的盈利及时回馈给社会和投资大众，使市场参与者能获得相对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市场发展的基石，相关制度设计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稳健经营，有利于大股东、董监高树立长期经营预期。目前上市企业筛选中“逆向选择”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上市后的所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付出的成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对大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人”的行为约束，让那些以纯粹“套现”为目的拟上市企业知难而退，同时让真正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公司能够更早上市。为此，除了对减持的数量和节奏进行严格控制，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关键少数人”的责任约束，严惩在IPO、并购重组中的财务造假等违规行为。

价值投资之父格雷厄姆曾告诫过大众：牛市和泡沫，是普通投资者亏损的主要原因。自诞生以来，中国股市历经多轮牛熊更替，股市泡沫也曾激荡人心，但每次短暂的繁荣过后都是“一地鸡毛”，给市场发展带来严重风险，也使投资者蒙受惨重损失。未来在市场运行中，必须高度关注由流动性和高杠杆推动产生的股市价格泡沫，并在必要时通过监管干预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进行“逆风干预”（Lean against the Wind），抑制市场泡沫的过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