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同济大学被迫辗转西迁。同济从昆明迁至李庄前夕，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中共同济地下支部得以恢复重建，由况礼文任支部书记。

上世纪40年代的李庄江边（李庄士绅罗南陔曾外孙女、作家阚文咏提供）

1940年10月，同济开始从昆明迁往四川千年古镇李庄。全校9名中共地下党员，除刘光琚因临近毕业、留在昆明外，况礼文等8名党员均随校迁至李庄。

长江边的中国李庄（王荣全摄）

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加上个别党员又受病痛困扰，中共同济地下支部一到李庄，即陷入困顿。重新建立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成为中共同济地下支部的首要任务。

作为昆明时期同济地下党组织的核心人物，况礼文回忆，初到李庄，觉得情况复杂，消息闭塞，封建势力大。尤其是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前，大家不敢轻举妄动。在昆明的几个进步学生组织到李庄后，也都偃旗息鼓。此外，表现比较进步、积极的同学受到了监视，几个党员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群众工作展不开，更不敢发展党员，连小组开会都非常困难，只能不定期地到远离李庄的山坡上开了几次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当前政治形势，鼓励大家坚持学习，待机而动。

晚年的况礼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庄中共同济地下支部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努力有了回报。潘世和回忆，“(有一次)况礼文、薛崇本跟我散步时，向我说明了他们的党员身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说从昆明迁到李庄后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知道我认识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高扬，希望我帮助他们建立联系。后来我离开李庄到重庆时，就住在《新华日报》馆。高扬介绍我认识了吴克坚，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并建议如果情况属实，没有问题，请设法派人与况礼文接上关系。”

同济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关键人物——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吴克坚

以此为契机，1941年暑假，况礼文利用回重庆的机会，重新建立了与新的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不久，中共宜宾中心县委派张子英作为中共同济地下支部的联系人。1942年暑假，中共宜宾中心县委改派钱寿昌联系同济，而他正是况礼文在重庆联中读书期间的入党介绍人。

和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后，中共同济地下支部得到的指示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撤离转移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改变组织形式，转变工作方式，在隐蔽中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以待革命高潮到来。以此为背景，在李庄的同济大学地下党组织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支部”建制，但在党内没有以支部名义组织有影响的活动，党员也都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勤学、敬业、交朋友”为主，以“隐蔽、小型、分散”的方式，利用各自条件开展活动。

1940年，毛泽东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完整地概括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白区工作方针

蒋德心是从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考入同济的，为摆脱特务纠缠和防止敌人迫害，他在同济“复员”前夕转学至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后曾任中共华西协合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相应地，支部也没有发展新党员，且因毕业、病逝等带来的“自然减员”，党员数量是“只减不增”。况礼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1942年夏接上组织关系后，上级也把中央‘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指示传达给了我们。而我们限于当时的斗争水平，未能积极地加以理解。我们几个高年级党员毕业离校后，党在同济的组织也就终止了。”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

况礼文回忆中所说的“终止”，其实只是针对同济高年级党员组织而言。就在高年级党员“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同时，随着同济迁入李庄后的“趋本土化”，附中本地部分党员升入大学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秘密外围组织“同济秘密小组”也得以建立。这两股力量的加盟，使同济学生中的进步思想和力量在白色恐怖中重新集聚，并成长为“李庄同济”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同济秘密小组”的成立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直接关系。1942年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开始建立“据点”。“据点”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的不定型、没有名称而又具一定战斗力的组织，是当时革命青年的秘密联系网。作为中央大学“据点”负责人，吴佩纶建立了中央大学和重庆以外的大学的联系，包括“李庄同济”。“同济秘密小组”正是在中大“据点”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仓孝和是中大“据点”核心成员，也是吴佩纶的主要助手之一，“同济秘密小组”的工作由他负责联系。

1944年暑期，万孝信考入同济。他与仓孝和是鄂西建始高中同学，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受仓孝和影响，万孝信考入同济后就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1月，他和同学、进步学者邓初民之子邓祖山及陈太顺等发起建立秘密小组。因为校舍分散，为便于开展工作，秘密小组在各学院都吸收了成员，其中包括工学院章克欧（章伯钧之子章师明）等，小组成员增加到8人，有学生也有老师。通过努力，“同济秘密小组”和南方局青年组建立了联系，实际成为南方局青年组秘密外围组织。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首任交通部长章伯钧之子、同济校友章师明曾就读“李庄同济”，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1945年暑假，万孝信和郝朝晖响应党组织号召，离开同济赴中原解放区后，《中国学生导报》在“李庄同济”的发行工作改由王翼林负责。而仓孝和转移到中原解放区后，中大“据点”则改由杨忠与李庄“同济秘密小组”孙仲连等继续保持联系。随着工学院王翼林、范郁芬、郭丰隆，理学院康健林和讲师程高楣的先后加入，“同济秘密小组”成员达到了13人。

“同济秘密小组”建立后，即根据南方局青年组关于“勤学习、勤交友、勤工作”指示，积极开展活动。他们活动地点不固定，江边、田野以及杨烈教授的单人宿舍都是他们经常开会、学习、研究工作的地点。程高楣曾回忆，“当时我是助教，有一小房间，有时大家到我这里来秘密开会，或到野外学习党的七大文件、《新华日报》。当时我们主要是学习，同时和其他同学进行思想交流，以尽量扩大在同学中的影响。”

位于重庆北碚的陈望道故居潜庐，复旦学生在这里编辑《中国学生导报》

“同济秘密小组”还和校内群众性壁报社团以及宗教、同乡会等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益友读书会、野火社是两个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学生社团，分别出版有《心声》《野火》壁报。为了加强两个社团的工作，秘密小组中的陈太顺、章克欧参加了益友读书会，康健林参加了野火社。在位于夏麦坝的新生院，赵轶千和同学赵大钊、李钰共同办起了壁报《骆驼草》。

在邓祖山等进步同学的支持下，为“把这潭死水捣活”，《骆驼草》后改名《绿潮》，同时还扩大了版面，地点也从新生院移至李庄镇中心慧光寺大门东侧，成了《野火》邻居，影响力较之前有了明显增强。通过努力，和秘密小组建立起密切联系的益友读书会、野火社、绿潮社骨干分子就有五六十人。这是一支精干且凝聚力、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在当时规模有限、校区分散的“李庄同济”举足轻重。

正如随校迁至上海的地下党员萧荣铮在回忆中所言，“在这个学校中，有没有我们党组织的领导和进步力量呢？有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呢？我认为‘同大’（即同济大学）在未回到上海前，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后，有的组织、领导撤离了，有的党员隐蔽起来，很少出面，党员之间也尽量减少了横的关系，（党的工作）处于隐蔽斗争的状态。因此，看不出什么我们党的组织领导，好像没有党的领导。但事实是，在我们学校，有一些同学，在不同地方、通过不同渠道入了党，（大部分）同学虽未入党，但受过党的宣传教育。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如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分析斗争形势；通过组织读书会、同学会、同乡会、音乐会、壁报社等形式团结同学，宣传抗日，并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成立于2005年，馆名由著名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题写，2006年被命名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